2014年9月21号凌晨2点五十分，夜色像一块浸了墨的破棉絮，沉沉压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上空。大多数人早已沉入梦乡，就连街道上的路灯都昏昏欲睡，光线微弱得勉强能照清脚下的路，唯有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的灯，亮得刺眼，电话铃声突然划破寂静，尖锐得让人心里一紧。
“喂，公安局吗？快！腊山街道红场院那边，一个建房工地上，有人被捅死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语速快得几乎咬字不清，能听出说话人此刻正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连呼吸都带着急促的喘息。
指挥中心的民警不敢耽搁，一边快速记录下报警人提供的地址，一边立刻调度附近的巡逻民警和刑侦队员，火速赶往案发现场。红场院这片区域多是民宅，案发的是一栋正在建造的民宅楼房，因为还没完工，门口、院子里甚至一楼的空地上，都杂乱地堆放着钢筋、水泥袋、砖块和木板，脚下的地面坑洼不平，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混杂着水泥和泥土的腥味，在凌晨的凉风中弥漫开来。
民警赶到现场时，警戒线迅速拉起，昏黄的警灯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照亮了令人心惊的一幕：被害人仰面躺在一楼门口的水泥地上，浑身是血，身下的地面早已被鲜血浸透，形成一大片暗沉的红，血腥味刺鼻，让人忍不住皱眉。他看上去约莫三四十岁，身材中等，身上穿着简单的棉质睡衣，睡衣被血浸透，紧紧贴在身上，能清晰看到多处破损的伤口，伤口还在隐隐渗血，显然是遭遇了致命的刀刺袭击，早已没了呼吸。
“保护好现场，不要轻易触碰任何东西！”带队的刑侦队长压低声音，语气严肃，眼神锐利地扫过现场的每一个角落。法医迅速上前，蹲在被害人身边，开始初步勘验尸体，民警则分散开来，在工地内外进行细致的排查，试图找到一丝一毫与凶手相关的线索。
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是一起恶性故意杀人案，而侦破这类案件，最关键的往往是目击证人。可让人头疼的是，案发时间是凌晨2点多，这个时间点，绝大多数人都在熟睡，就连工地周围的居民，也都沉浸在梦乡之中，谁会半夜醒来，看到案发时的场景呢？
“难道真的没有目击证人吗？”一名年轻民警低声嘀咕着，语气里带着几分焦急。如果找不到目击证人，案件就会陷入僵局，凶手很可能会趁机逃脱，逍遥法外。就在大家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负责走访附近居民的民警传来了好消息，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是住在案发现场对面的钱女士。
钱女士今年四十多岁，性格比较内向，说起凌晨发生的事情，她的脸色依旧苍白，双手还在微微发抖，显然是被当时的场景吓得不轻。“我当时正在三楼的卧室睡觉，睡得正沉，突然就被一阵凄厉的叫喊声给吵醒了。”钱女士喝了一口水，平复了一下情绪，缓缓说道，“那声音特别惨，像是有人被人捅伤了，疼得直嗷嗷叫，我一下子就精神了，赶紧爬起来，拉开卧室的窗户往外看。”
因为两家离得不远，再加上钱女士家的三楼位置比较高，借着街道上微弱的路灯灯光，她隐约看到对面工地上，一个男人正捂着胸口，蜷缩在地上叫喊，嘴里含糊地喊着“我被捅了，救命”。“我当时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叫醒我老公和孩子，穿好衣服就往楼下跑。”钱女士回忆道，等她和家人跑到工地门口时，那个叫喊的男人已经倒在了地上，浑身是血，一动不动，“我们赶紧拿出手机，一边打120，一边打110，可没想到，也就几分钟的功夫，救护车和警察都来了，医生检查了一下，说人已经不行了，失血太多了。”
民警一边耐心倾听钱女士的叙述，一边详细记录着每一个细节，同时追问她，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出现。钱女士仔细回想了一下，眉头紧锁，说道：“我拉开窗户的时候，好像看到有三个人影，从那个男人躺着的屋子里面跑出来，跑得特别快，出门之后左转，就往北跑了。因为光线太暗，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只能隐约看出是三个年轻人，身材都不算特别高大，跑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像是在躲避什么。”
这条线索无疑是黑暗中的一丝光亮，民警立刻对死者的身份进行核实。经过调查，死者名叫吴发喜，当年35岁，是贵州兴义人，来云南已经有十几年了，一直在罗平打拼。事发前几个月，他在红场院这片地方买了一块地，开始修建这栋六层半的楼房，打算建成之后一家人住进去。因为房子还在建造中，担心建筑材料被偷，事发前的那几天晚上，吴发喜一直睡在一楼的工地上，独自看守工地。
这起命案在罗平这个人口不多的小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一早，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县城，街头巷尾，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凌晨时分惨遭杀害，而且还是在自己正在修建的新房门口，这样的事情让当地的居民人心惶惶，大家都在猜测，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害吴发喜，会不会还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刑侦队员们压力巨大，他们知道，必须尽快抓住凶手，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也安抚一下当地居民的恐慌情绪。根据钱女士提供的线索，民警立刻沿着那三个年轻人逃跑的方向，往北展开追查。可凌晨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也没有任何可疑的身影，路面上布满了杂乱的脚印，有工人的，有路人的，根本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是凶手留下的。追查了一段距离后，线索彻底中断，民警只能暂时暂停追踪，转而继续走访附近的居民，希望能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同时对案发现场和死者吴发喜的随身物品，进行更加细致的勘察。
法医的初步勘验结果出来了：吴发喜身上有十几处伤口，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胸口、腹部等致命位置，伤口较深，显然是凶手故意下的狠手；除此之外，还有几处比较浅的划伤，分布在手臂和肩膀上。侦查员根据伤口的分布情况分析，吴发喜在遭受攻击之后，应该进行了短暂的反抗，那些浅划伤，很可能是他反抗时留下的。
案发现场的一楼，因为还没完工，显得格外杂乱，墙壁上还没有粉刷，裸露着水泥的底色，地面上散落着水泥、沙子和碎砖块。靠近北墙的地方，放着一张简陋的木头床，床上铺着一张破旧的凉席，凉席上和床旁边的墙壁上，都有大片的血迹，血迹已经干涸，变成了暗沉的褐色。侦查员判断，这张木头床，应该就是吴发喜被伤害的第一现场。
从木头床到一楼门口，也就是吴发喜倒地的位置，地面上有一条清晰的滴落状血迹带，血迹从密集到稀疏，一直延伸到门口。根据这条血迹带，侦查员对案发过程进行了大致的还原：当天凌晨，吴发喜正躺在床上熟睡，凶手悄悄潜入工地，来到一楼，趁吴发喜不注意，持刀对他进行了袭击。吴发喜被捅第一刀后，瞬间惊醒，下意识地进行反抗，与凶手发生了搏斗。搏斗过程中，吴发喜被凶手捅了多刀，身受重伤，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忍着剧痛，朝着门口的方向追赶凶手。可最终，因为伤势过重，失血过多，他在追到门口的时候，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醒来。
尽管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反复的勘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凶手留下的有价值的物证。现场的地面上，虽然有很多脚印，但因为是在建工地，白天有很多工人在这里干活，脚印非常杂乱，警方从技术层面上，无法分辨出哪些是凶手留下的；墙壁上和木床上，除了吴发喜的血迹，也没有提取到凶手的指纹；甚至连凶手使用的凶器，也没有在现场找到。
此时，唯一有用的线索，依然是钱女士提供的那一条，看到三个年轻人往北逃跑。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天渐渐亮了，吴发喜的家人也陆续赶到了现场。看到吴发喜冰冷的尸体，家人悲痛欲绝，尤其是吴发喜的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白发苍苍，看到小儿子的尸体，当场就哭倒在地，嘴里不停地喊着吴发喜的名字，情绪激动得几乎晕厥过去，在场的民警看了，也忍不住心生怜悯。
侦查员立刻上前，安抚吴发喜家人的情绪，同时向他们了解吴发喜的相关情况，希望能从他们口中找到一些线索。吴发喜的二哥吴发奎，家离案发现场只有一两公里远，他在罗平县做狗肉生意已经十几年了，早在十多年前，他就从贵州兴义老家来到了罗平，后来，弟弟吴发喜也跟着他来到了罗平，一起打拼。
吴发奎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声音沙哑地说道：“我弟弟来罗平之后，先后卖过狗肉，开过小饭馆，后来又去昆明开了一家烧烤摊，辛辛苦苦打拼了近二十年，终于攒下了一点钱，几年前，在罗平买了两块地，其中一块就是用来建这栋房子的。眼看着房子就要建好了，再过一段时间，一家人就能住进去了，可没想到，他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不测……”
侦查员了解到，吴发喜已经结婚成家，他的妻子叫丁太英，和他一样，也是贵州兴义人。因为吴发喜在昆明开的烧烤摊生意比较忙，丁太英平时就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昆明，负责打理烧烤摊的生意，而吴发喜则留在罗平，负责修建这栋房子，夫妻俩常年分居两地，只有偶尔的时候，丁太英会带着孩子来罗平看望吴发喜。
吴发喜遇害之后，吴发奎第一时间就给丁太英打了电话，通知她这个噩耗。丁太英接到电话后，立刻从昆明出发，驱车两百多公里，赶往罗平。对于吴发喜的遇害原因，吴发奎有着自己的猜测：“这栋房子的主体工程已经建好了，正在装修，但是一楼的门窗还没装，我弟弟晚上一个人睡在一楼看守工地，我之前就劝过他，让他赶紧把一楼的门窗装上，这样也安全一些，可他总说没事，不当回事。”
吴发奎顿了顿，接着说道：“我弟弟这栋房子，在当地也算是比较气派的，六层半的楼房，前后花了几十万，很多人都很眼红。我觉得，肯定是有人觉得我弟弟有钱，半夜趁他睡着了，来抢劫他，结果我弟弟反抗，凶手就把他给杀害了。”
其实，不光吴发奎这么想，警方刚到现场的时候，也曾经怀疑过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可随着勘察的深入，这种猜测很快就被排除了。因为案发现场是在建工地，存放的都是钢筋、水泥、砖块等建筑材料，这些东西虽然值钱，但都非常沉重，搬运起来十分困难，嫌疑人根本不可能冲着这些东西来；更重要的是，现场没有任何被抢劫的痕迹，吴发喜的钱包还在他的口袋里，里面有现金、银行卡和身份证，完好无损，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他的挎包放在枕头旁边，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里面的物品一应俱全。
“如果是抢劫杀人，凶手最看重的应该是现金和银行卡，不可能什么都不拿，更不会连钱包和挎包都不翻动。”刑侦队长分析道，“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置吴发喜于死地，而不是为了钱财。”
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侦查员又把目光投向了仇杀。难道是吴发喜在平时的生活中，得罪了什么人，被人报复杀害了？可当侦查员向吴发奎和其他家人询问时，吴发奎却十分肯定地说：“我们兄弟几个，从贵州来云南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老实本分地做生意，从来没有跟人结过怨，我弟弟的性子也比较随和，跟别人没有任何经济纠纷，跟周围的邻居相处得也很好，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得罪过什么人。”
为了核实吴发奎的说法，侦查员再次找到了最早报警的钱女士。钱女士也表示，吴发喜为人特别客气，平时见到邻居，都会主动打招呼，乐乐呵呵的，性格很好，从来没有跟谁红过脸，也没有听说过他跟人有什么矛盾，周围的邻居都很喜欢他，没有人说过他的坏话。
排除了抢劫杀人和仇杀，剩下的就只有情感纠纷了，会不会是吴发喜因为情感问题，被人杀害了？可吴发喜的哥哥和父亲都表示，吴发喜平时很老实，一心扑在生意和房子上，从来没有发现他跟其他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夫妻俩虽然常年分居，但感情一直还算可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矛盾。
这下，侦查员彻底陷入了困境：不是为财，不是为仇，也不是为情，凶手到底为什么要杀害吴发喜？这起案件，到底该如何推进？无奈之下，侦查员只能再次把目光聚焦在了案发现场和死者吴发喜的身上，希望能从这里找到被忽略的线索，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天亮之后，侦查员再次来到案发现场，沿着钱女士所说的，那三个年轻人逃跑的方向，重新进行勘察。往北走了大约500米左右，路面就到了尽头，路的左侧没有任何路口，只有右侧可以拐弯，朝着东边走去。东边的这条路很短，只有两三百米，路的尽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两条路垂直相交。
就在这个交叉口偏南的拐角处，侦查员有了意外的发现，拐角处有一个简陋的瓜棚，瓜棚底下，插着一把崭新的单刃水果刀。这把水果刀通体银色，刀刃锋利，刀柄是黑色的，看起来崭新崭新的，没有任何磨损的痕迹，而且刀刃上没有血迹，刀柄上也没有提取到指纹。但侦查员注意到，这把水果刀插在地上的痕迹很新，不像是放置了很久的样子，更像是刚刚被人丢弃在这里的。
“结合之前的勘察，死者身上有两种不同的刀口，说明凶手至少有两个人携带了刀具，而钱女士说看到了三个年轻人，那么第三个年轻人很可能也携带了刀具，只是没有动手。”一名侦查员分析道，“这把水果刀，很可能就是那个没有动手的年轻人携带的，他们逃跑的时候，为了避免留下证据，就把刀丢弃在了这里。”
根据这个推测，侦查员判断，这三个年轻人在丢弃刀具之后，很可能沿着这条南北走向的大路，往南逃跑了。于是，侦查员沿着这条大路，继续往南搜寻，同时留意路边的监控摄像头，希望能通过监控，找到这三个年轻人的踪迹。
往南走了大约200多米，侦查员发现，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前，安装着两个监控探头，一个对着门前的马路，另一个对着酒店的大门，监控范围很广，应该能拍到过往的行人。侦查员立刻赶到酒店，找到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希望能查看酒店的监控录像，重点查看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到3点多的时间段。
酒店工作人员很配合，立刻调出了相应时间段的监控录像。侦查员围在监控屏幕前，仔细查看每一个画面，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就在这时，监控屏幕上出现了三个年轻人的身影，时间显示是凌晨2点四十七分，正是案发后的两三分钟左右，这三个年轻人慌慌张张地走进了酒店，身上穿着普通的休闲装，走路的姿势很急促，时不时地回头张望，像是在担心被人发现。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侦查员做了一个实验：从吴发喜遇害的工地，按照钱女士所说的逃跑路线，走到这家快捷酒店，看看需要多长时间。经过实验，侦查员发现，从工地往北走，右拐再右拐，沿着一条U字形的路线，就能到达这家快捷酒店，虽然路线有些弯弯绕绕，但直线距离不到200米，正常步行的话，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和监控中显示的，三个年轻人离开酒店和返回酒店的时间，完全吻合。
“这三个年轻人，很可能就是住在这家酒店的客人。”刑侦队长说道，“他们凌晨2点多从酒店出去，前往工地作案，作案之后，又急匆匆地返回酒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他们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侦查员立刻对酒店的入住客人信息进行调查，很快就查到了这三个年轻人的入住记录：他们是案发头一天，也就是9月20号下午6点多，在酒店办理的入住手续，开了一个标准间，登记了两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一个是贵州盘县的陈某，另一个是四川攀枝花的陆某。
侦查员立刻调取了这两个人的身份证照片，和监控录像中三个年轻人的相貌进行比对，确认了其中两个年轻人，正是登记入住的陈某和陆某，而第三个年轻人，身份不明，没有登记身份证信息。可让侦查员感到遗憾的是，这三个年轻人，在案发当天早上，就已经结账退房，离开了酒店，等到民警赶到酒店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不见踪影了。
根据酒店的结账信息和监控录像显示，9月21号早上5点三十六分，贵州籍的陈某，和那个穿着夹克衫、体型偏瘦、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先行离开了酒店；上午9点三十六分，也就是四个小时之后，四川籍的陆某，才正式办理退房手续，离开了酒店。很明显，他们是故意分开离开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
“他们入住的房间，很可能会留下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我们立刻去查看！”刑侦队长说道。侦查员立刻赶到了三个年轻人入住的388号房间，可一进去，就发现房间已经被酒店服务员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单、被罩都已经更换，地面也拖得一尘不染，看起来就像是从来没有人住过一样，这让侦查员心里难免有些失望。
就在这时，侦查员想到了打扫房间的服务员，立刻找到了她，向她询问打扫房间时的情况。服务员回忆了一下，说道：“我打扫这个房间的时候，除了看到一些常见的垃圾，比如烟头、饮料瓶子之外，印象最深的是，房间的垃圾桶里，有两件看起来很新的衣服，一件是棕色的夹克，另一件是黑身白袖子的运动衣，我觉得可惜，但还是按照规定，把它们和其他垃圾一起，扔到了酒店门前的垃圾车里。”
听到这个消息，侦查员眼前一亮，立刻赶到酒店门前的垃圾车旁。幸运的是，垃圾车还没有开走，里面的垃圾还没有被清运走。侦查员立刻动手，在垃圾堆里仔细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服务员所说的那两件衣服。
这两件衣服果然很新，看起来没穿几次，棕色夹克的袖口和衣摆处，有明显的擦拭痕迹，仔细查看，能看到一些淡淡的血迹；黑身白袖子的运动衣，胸口位置，也有一片暗红色的血迹，虽然血迹已经有些干涸，但依然清晰可见。侦查员立刻将这两件衣服带回警局，进行技术检验，确认衣服上的血迹，到底是不是死者吴发喜的。
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件衣服上的血迹，正是受害人吴发喜的，和案发现场提取到的血迹，完全吻合。这个结果，让所有侦查员都松了一口气，也初步确认了，这三个年轻人，就是杀害吴发喜的犯罪嫌疑人，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确定这三个嫌疑人的去向，将他们抓捕归案。现在，已经知道其中两个嫌疑人的身份：陈某，贵州盘县人；陆某，四川攀枝花人；第三个嫌疑人身份不明，需要进一步调查。
侦查员立刻展开调查，通过酒店监控、路面监控，以及车辆排查，很快就掌握了三个嫌疑人的去向：早上5点多离开酒店的陈某和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乘坐一辆出租车，前往了罗平火车站；而上午9点多离开酒店的陆某，没有乘坐火车，而是乘坐长途客运汽车，前往了昆明。
侦查员立刻赶到罗平火车站，调取了火车站售票大厅和候车室的监控录像，很快就找到了陈某和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的身影。监控显示，9月21号早上6点零6分，陈某和那个年轻人，来到售票窗口，购买了两张前往昆明的火车票。因为当时已经实行实名购票，侦查员通过购票信息，很快就查到了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的信息，他姓刘，云南保山人，今年26岁。
至此，三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去向，都已经明确：陈友胜，28岁，贵州盘县人；刘增明，26岁，云南保山人；陆海龙，22岁，四川攀枝花人。经过调查，这三个人都在昆明打工，平时游手好闲，没有固定的工作，而且三个人都没有犯罪前科，这让侦查员有些意外，没有犯罪前科的三个人，为什么会联手杀害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更让侦查员疑惑的是，这三个人，分别来自贵州、云南、四川，和罗平没有任何关联，和死者吴发喜，也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任何交集，唯一能勉强扯上关系的，就是吴发喜生前也在昆明做过生意。尽管心中充满了疑惑，但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尽快将这三个嫌疑人抓捕归案，只有抓到他们，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罗平县公安局立刻成立了抓捕小组，连夜赶往昆明，展开抓捕工作。经过一天一夜的侦查，9月22号下午5点多，抓捕小组通过线索得知，这三个犯罪嫌疑人，出现在了昆明市的一家网吧里。
晚上9点多，抓捕小组赶到了这家网吧。网吧里灯光昏暗，烟雾缭绕，挤满了上网的年轻人，键盘敲击声和游戏音效声此起彼伏。侦查员悄悄潜入网吧，仔细查看每一个角落，很快就找到了陈友胜、刘增明和陆海龙三个人，他们正坐在一排电脑前，专注地玩着游戏，神情投入，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不许动！警察！”抓捕小组的民警迅速上前，亮出警官证，将三个人团团围住。陈友胜、刘增明和陆海龙三个人，瞬间愣住了，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惊慌和恐惧，他们试图反抗，但很快就被民警制服，戴上了手铐。
抓捕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三个嫌疑人被带回警局之后，面对民警的审讯，一开始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在民警出示的证据面前，他们终于扛不住了，先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9月20号下午6点多，他们三个人从昆明赶到罗平，入住了那家快捷酒店；9月21号凌晨2点多，他们潜入吴发喜的工地，将吴发喜杀害；案发当天早上，他们分开离开罗平，返回了昆明，本以为能逍遥法外，没想到还是被警方抓获了。
三个嫌疑人虽然交代了犯罪事实，但侦查员心中的疑惑，依然没有解开：他们和吴发喜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冤仇，为什么要杀害吴发喜？在民警的反复审讯下，嫌疑人陈友胜，也就是三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终于说出了其中的隐情，他们之所以杀害吴发喜，是受吴发喜的妻子丁太英所雇。
陈友胜的话，让所有侦查员都感到震惊不已。谁也没有想到，杀害吴发喜的凶手，竟然是被他自己的妻子所雇。那么，丁太英为什么要雇人杀害自己的丈夫？他们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早在吴发喜遇害当天晚上，侦查员第一次接触丁太英的时候，就发现她有些不对劲。一般来说，亲人遇害，家属都会悲痛欲绝，会不停地向警方询问亲人的遇害原因、凶手是谁，但丁太英却异常平静，脸上没有太多的悲伤，也没有向警方提出任何问题，只是警方问什么，她就答什么，语气平淡，仿佛遇害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陌生人。
当时，侦查员就对丁太英产生了一丝怀疑，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只能暂时将这份怀疑放在心里。而现在，陈友胜等人的交代，让丁太英的身份，瞬间从受害人家属，变成了雇凶杀夫的主谋。侦查员立刻赶到吴发喜的家里，此时，丁太英正和吴发喜的家人一起，在刚建好的新房里，处理吴发喜的后事，脸上带着一丝刻意伪装的悲伤。
当民警出示证据，告知丁太英，陈友胜等人已经被捕，并且交代了是受她所雇，杀害了吴发喜的时候，吴发喜的家人们，都彻底愣住了，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吴发奎激动地喊道，“他们夫妻俩在一起生活了17年，还有两个孩子，怎么可能是她雇人杀了发喜？你是不是搞错了？”
不光吴发喜的家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连周围的邻居，也感到十分震惊。在大家的印象中，丁太英和吴发喜虽然常年分居，但感情还算可以，偶尔丁太英带着孩子来罗平，夫妻俩也会一起出门，看起来很和睦，谁也没有想到，丁太英竟然会做出雇凶杀夫这样的事情。
丁太英被警方逮捕之后，面对民警的审讯，终于卸下了伪装，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着说道：“我也是被逼无奈，这么多年，我一直遭受吴发喜的折磨，他打我、骂我，我已经被他逼上绝路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丁太英说，她和吴发喜都是贵州兴义人，两人是老乡。1996年，当时只有14岁的丁太英，跟着几个老乡，从贵州老家来到了云南罗平，在一家饭店里打工，负责端菜、洗碗。而当时的吴发喜，正在罗平做狗肉生意，经常给这家饭店送狗肉，一来二去，两人就认识了。
吴发喜比丁太英大3岁，因为是老乡，两人在异地他乡相遇，格外亲切，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相处了几个月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就在一起了，并且搬到了一起居住。但当时，丁太英只有15岁，吴发喜只有18岁，两人都没有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所以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虽然在法律上不是合法夫妻，但实际上，已经过上了夫妻生活。
后来，丁太英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和吴发喜一起，开了一家小餐馆，一起打拼。可让丁太英没有想到的是，在一起仅仅一个月之后，两人就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第一次争吵，争论要不要回家看望家人。也就是这一次争吵，让丁太英看到了吴发喜暴躁的一面，吴发喜因为吵不过她，竟然动手打了她，这是吴发喜第一次打她，也是噩梦的开始。
从那以后，两人之间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每次争吵，吴发喜都会动手打她，有时候是扇耳光，有时候是拳打脚踢，下手越来越重。如果赶上吴发喜喝了酒，那就更可怕了，他会变得更加暴躁，甚至会拿起身边的刀具，朝着丁太英砍去。
丁太英说着，伸出自己的双手，手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疤痕，有的是旧伤，有的是新伤，她又掀起自己的衣服，身上、后背上，也都是密密麻麻的疤痕，触目惊心。“这些都是他打的，”丁太英的声音带着颤抖，“他不光打我，还打断了我的牙齿，这么多年，我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我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打我。”
为了核实丁太英的说法，侦查员找到了丁太英的家人，向他们了解情况。丁太英的母亲，提起女儿的遭遇，忍不住抹起了眼泪：“英子和发喜，两个人年纪都小，性子都急，脾气也都暴，每次吵架，都会大打出手，我也劝过英子，让她忍一忍，为了孩子，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她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丁太英的弟弟丁太祥，曾经在昆明，给丁太英和吴发喜开的烧烤摊帮过忙，他对吴发喜的暴行，更是深有体会。“我姐真的太不容易了，”丁太祥说道，“有一次，他们俩又吵架了，我看我姐被打得太惨，就帮我姐说了几句话，结果吴发喜就急眼了，顺手拿起桌子上的菜刀，朝着我的脖子就砍了过来，差一点就砍中要害，我的耳朵都被砍伤了，差一点就掉了。”
丁太英的家人，都纷纷指责吴发喜，说他经常对丁太英实施家暴，丁太英是被逼无奈，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吴发喜的家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吴发喜的二哥吴发奎说：“发喜和丁太英，确实经常吵架、打架，但不像丁太英说的那样，每回都动刀子，有时候只是拌拌嘴、推搡几下。而且，吵架也不全是发喜的错，丁太英也有责任，她这个人爱唠叨，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停地嚷嚷、骂人，发喜吵不过她，被骂急眼了，才会动手的。”
吴发喜的堂哥，也表示赞同：“他们夫妻俩打架，不是单方面的家暴，而是互殴，丁太英也不是好惹的，发喜打她，她也会还手，也会打发喜，只是发喜的力气大，丁太英打不过他而已。”
除此之外，一些认识吴发喜和丁太英的人，也表示，这夫妻俩的脾气都不好，都很暴躁，经常吵架、打架，有时候是吴发喜先动手，有时候是丁太英先挑衅，两人互不相让。虽然双方家人和熟人，对“是否是单方家暴”存在分歧，但有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吴发喜和丁太英，几乎天天吵架、打架，两人的关系，早已降到了冰点。
丁太英说，因为长期遭受家暴，她曾经多次去医院治疗，但因为当时太害怕，也没有心思保留病例，所以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每次的治疗时间和治疗地点，警方也无法通过病例，核实她遭受家暴的具体情况。除此之外，她也曾经报警求助过，但每次警方赶到的时候，两人的争吵已经停止，吴发喜也会装作很无辜的样子，说只是夫妻之间的小矛盾，警方因为没有发现严重的伤情，也只是调解一下，劝两人好好相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丁太英说，她曾经无数次想过，要离开吴发喜，结束这段痛苦的关系。她咨询过律师，律师告诉她，因为两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属于同居关系，不需要去法院起诉离婚，只要双方协商好，就可以解除同居关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人有两个孩子，儿子已经14岁，女儿已经11岁，孩子的抚养权问题，还有两人这些年打拼攒下的财产、房产的分配问题，一直无法协商一致，所以，解除同居关系的事情，也就一直拖了下来。
在案发之前的两三年里，丁太英曾经多次尝试离家出走，试图摆脱吴发喜的控制。2012年下半年，丁太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昆明打工的网友，她偷偷离开了家，去找那个网友，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可仅仅一个月之后，就被吴发喜找到了。吴发喜找到她之后，对她软硬兼施，一边威胁她，如果再敢逃跑，就杀了她的家人，一边又向她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她，会好好对待她，丁太英一时心软，就跟着吴发喜回了昆明。
可回去之后，吴发喜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反而变本加厉地虐待她，下手比以前更重，每次吵架，都往死里打她，丁太英的日子，变得更加痛苦。2013年，丁太英再次下定决心，偷偷从昆明出发，跑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江苏盐城，她以为，这么远的距离，吴发喜肯定找不到她，可她没想到，吴发喜竟然真的找到了她，再一次把她带回了昆明。
一次次的逃跑，一次次的被抓回，一次次的遭受更严重的虐待，丁太英的心里，渐渐充满了怨恨和绝望，她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摆脱不了吴发喜的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吴发喜彻底消失，这样，她才能获得自由。
而陈友胜，就是丁太英在2014年上半年，在网上认识的网友。陈友胜是昆明一家KtV的保安，没有结婚，比丁太英小4岁，性格比较温和，很会说话，也很会照顾人。两人在网上聊了两三个月之后，就见面了，见面之后，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发生了关系。
丁太英说，陈友胜给她的感觉，是温暖和安全感，这是她和吴发喜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因为常年遭受吴发喜的家暴，丁太英变得十分敏感、脆弱，而陈友胜的关心和照顾，让她找到了情感的依靠，她把自己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倾诉给了陈友胜，对他无比信任。
陈友胜说，他知道丁太英的遭遇之后，也很同情她，曾经劝过她，让她不要再忍了，实在不行，就再次离开吴发喜，找一个地方，安安稳稳地生活。可丁太英却说，她已经逃不掉了，吴发喜不会放过她，除非吴发喜死了，她才能获得自由。
2014年5月份的一天，丁太英突然找到陈友胜，眼神坚定地对他说：“你帮我教训一下吴发喜吧，把他整残废，让他再也不能打我，我不会让你白帮我的，我会给你钱。”陈友胜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知道，教训人是违法的，但架不住丁太英的苦苦哀求，再加上两人的情人关系，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丁太英的要求。
丁太英说，为了让陈友胜帮她教训吴发喜，她先后给了陈友胜块钱，再加上平时给陈友胜买衣服、吃饭的花费，一共给了他3万多块钱。而在两人预谋教训吴发喜的这段时间里，吴发喜对丁太英的虐待，变得更加严重，这也让丁太英的怨恨，越来越深，她心里的想法，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仅仅是把吴发喜整残废，已经满足不了她了，她要让吴发喜彻底消失。
丁太英说，有一次，她和吴发喜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吴发喜情绪激动之下，对她说：“我迟早要把你捅死！”虽然不知道吴发喜说的是气话，还是真的有这个想法，但这句话，彻底击碎了丁太英最后的希望，也让她下定决心，要雇人杀死吴发喜。
于是，丁太英再次找到陈友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不要再教训吴发喜，而是直接把吴发喜杀了。陈友胜一开始很震惊，他觉得丁太英太疯狂了，但他又难以拒绝丁太英，一方面，他欠丁太英的钱，另一方面，他也确实对丁太英有感情，不忍心拒绝她的要求，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2014年9月初，陈友胜带着一个朋友，从昆明赶到了罗平，按照丁太英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吴发喜修建新房的工地，开始寻找下手的机会。丁太英把吴发喜的作息规律、平时的活动范围，都详细地告诉了陈友胜，并且在这期间，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qq聊天，沟通作案的细节。
警方后来调取了两人的qq聊天记录，里面的内容，清晰地记录了两人预谋杀人的全过程。2014年9月1号凌晨4点50分，丁太英给陈友胜发信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怕吴发喜身上有刀，别的我不管，你一定要平安回来。”紧接着，又发了一条暧昧的信息：“我就不多说了，亲我爱你，下次我就不叫亲爱的了，你是我最爱的老公。”
9月7号下午，丁太英给陈友胜发信息：“老大，晚上可以干活了，目标来了。”9月8号上午10点多，丁太英又发信息：“他人到地方了，有机会就做了，时间耗长了不好，两天内干了回来，我也好安心做生意，平安归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暧昧的信息，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两人的情人关系，以及丁太英雇陈友胜杀人的决心。
可第一次赶到罗平之后，因为吴发喜的新房里，有很多工人在干活，人多眼杂，陈友胜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待了几天之后，只能无奈地返回了昆明。但丁太英并没有放弃，她一次次地催促陈友胜，让他尽快动手，早日帮她摆脱吴发喜的控制。
2014年9月20号下午，陈友胜又约了两个朋友，也就是刘增明和陆海龙，一起从昆明赶到了罗平。刘增明和陆海龙，也是在昆明打工，平时游手好闲，没有固定的工作，陈友胜找到他们，许诺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帮忙一起杀害吴发喜，两人贪图钱财，就答应了。
三人赶到罗平之后，在吴发喜新房附近的那家快捷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然后就开始蹲守，寻找下手的机会。9月21号凌晨2点多，趁着夜深人静，工地里没有其他人，三人悄悄潜入了吴发喜的工地，来到一楼，看到吴发喜正躺在床上熟睡，于是，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具，对吴发喜实施了袭击。吴发喜被捅醒之后，进行了短暂的反抗，但因为寡不敌众，再加上凶手下手狠毒，最终还是被杀害了。作案之后，三人慌慌张张地从工地跑出来，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返回了酒店，随后，又分开离开了罗平，返回了昆明，本以为能逍遥法外，没想到，还是被警方迅速抓获了。
陈友胜归案之后，面对民警的审讯，一脸后悔地说道：“我现在真的很后悔，我不应该答应丁太英的要求，不应该参与杀人，这件事，本来就跟我没有关系，可我一时糊涂，就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2015年3月12号，丁太英、陈友胜、刘增明和陆海龙，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曲靖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在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法庭审理期间，丁太英一直辩解说，自己是因为长期遭受吴发喜的家暴，忍无可忍，才会雇人杀害吴发喜，她并不是故意要杀人，只是想摆脱吴发喜的控制。
丁太英的代理律师，也为她进行了辩护，律师提出，根据201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的，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如果手段不是很残忍，情节不是很恶劣的，甚至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
律师认为，丁太英长期遭受吴发喜的家暴，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雇人杀害吴发喜，是被逼无奈，属于激愤之下的行为，施暴人吴发喜，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的过错，希望法院能够酌情从宽处罚，对丁太英从轻判决。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仔细核查了案件的所有证据，最终认为，这起案件，虽然是因为丁太英遭受家庭暴力引起的，吴发喜在案件起因上具有一定的过错，丁太英可以酌情从宽处理，但丁太英、陈友胜等人，故意非法剥夺吴发喜的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而且，这是一起典型的雇凶杀人案件，性质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
法院认为，丁太英是雇凶杀人的主谋，她主动提出雇人杀害吴发喜，并且提供了吴发喜的相关信息，支付了作案费用，在案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陈友胜作为被雇者，积极组织人员，实施杀人行为，也是案件的主谋；刘增明和陆海龙，受陈友胜邀约，参与杀人行为，在案件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属于从犯。
根据四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各自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判处丁太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陈友胜死刑；判处刘增明无期徒刑；判处陆海龙有期徒刑15年。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四人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生效。
“喂，公安局吗？快！腊山街道红场院那边，一个建房工地上，有人被捅死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语速快得几乎咬字不清，能听出说话人此刻正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连呼吸都带着急促的喘息。
指挥中心的民警不敢耽搁，一边快速记录下报警人提供的地址，一边立刻调度附近的巡逻民警和刑侦队员，火速赶往案发现场。红场院这片区域多是民宅，案发的是一栋正在建造的民宅楼房，因为还没完工，门口、院子里甚至一楼的空地上，都杂乱地堆放着钢筋、水泥袋、砖块和木板，脚下的地面坑洼不平，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混杂着水泥和泥土的腥味，在凌晨的凉风中弥漫开来。
民警赶到现场时，警戒线迅速拉起，昏黄的警灯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照亮了令人心惊的一幕：被害人仰面躺在一楼门口的水泥地上，浑身是血，身下的地面早已被鲜血浸透，形成一大片暗沉的红，血腥味刺鼻，让人忍不住皱眉。他看上去约莫三四十岁，身材中等，身上穿着简单的棉质睡衣，睡衣被血浸透，紧紧贴在身上，能清晰看到多处破损的伤口，伤口还在隐隐渗血，显然是遭遇了致命的刀刺袭击，早已没了呼吸。
“保护好现场，不要轻易触碰任何东西！”带队的刑侦队长压低声音，语气严肃，眼神锐利地扫过现场的每一个角落。法医迅速上前，蹲在被害人身边，开始初步勘验尸体，民警则分散开来，在工地内外进行细致的排查，试图找到一丝一毫与凶手相关的线索。
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是一起恶性故意杀人案，而侦破这类案件，最关键的往往是目击证人。可让人头疼的是，案发时间是凌晨2点多，这个时间点，绝大多数人都在熟睡，就连工地周围的居民，也都沉浸在梦乡之中，谁会半夜醒来，看到案发时的场景呢？
“难道真的没有目击证人吗？”一名年轻民警低声嘀咕着，语气里带着几分焦急。如果找不到目击证人，案件就会陷入僵局，凶手很可能会趁机逃脱，逍遥法外。就在大家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负责走访附近居民的民警传来了好消息，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是住在案发现场对面的钱女士。
钱女士今年四十多岁，性格比较内向，说起凌晨发生的事情，她的脸色依旧苍白，双手还在微微发抖，显然是被当时的场景吓得不轻。“我当时正在三楼的卧室睡觉，睡得正沉，突然就被一阵凄厉的叫喊声给吵醒了。”钱女士喝了一口水，平复了一下情绪，缓缓说道，“那声音特别惨，像是有人被人捅伤了，疼得直嗷嗷叫，我一下子就精神了，赶紧爬起来，拉开卧室的窗户往外看。”
因为两家离得不远，再加上钱女士家的三楼位置比较高，借着街道上微弱的路灯灯光，她隐约看到对面工地上，一个男人正捂着胸口，蜷缩在地上叫喊，嘴里含糊地喊着“我被捅了，救命”。“我当时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叫醒我老公和孩子，穿好衣服就往楼下跑。”钱女士回忆道，等她和家人跑到工地门口时，那个叫喊的男人已经倒在了地上，浑身是血，一动不动，“我们赶紧拿出手机，一边打120，一边打110，可没想到，也就几分钟的功夫，救护车和警察都来了，医生检查了一下，说人已经不行了，失血太多了。”
民警一边耐心倾听钱女士的叙述，一边详细记录着每一个细节，同时追问她，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出现。钱女士仔细回想了一下，眉头紧锁，说道：“我拉开窗户的时候，好像看到有三个人影，从那个男人躺着的屋子里面跑出来，跑得特别快，出门之后左转，就往北跑了。因为光线太暗，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只能隐约看出是三个年轻人，身材都不算特别高大，跑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像是在躲避什么。”
这条线索无疑是黑暗中的一丝光亮，民警立刻对死者的身份进行核实。经过调查，死者名叫吴发喜，当年35岁，是贵州兴义人，来云南已经有十几年了，一直在罗平打拼。事发前几个月，他在红场院这片地方买了一块地，开始修建这栋六层半的楼房，打算建成之后一家人住进去。因为房子还在建造中，担心建筑材料被偷，事发前的那几天晚上，吴发喜一直睡在一楼的工地上，独自看守工地。
这起命案在罗平这个人口不多的小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一早，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县城，街头巷尾，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凌晨时分惨遭杀害，而且还是在自己正在修建的新房门口，这样的事情让当地的居民人心惶惶，大家都在猜测，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害吴发喜，会不会还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刑侦队员们压力巨大，他们知道，必须尽快抓住凶手，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也安抚一下当地居民的恐慌情绪。根据钱女士提供的线索，民警立刻沿着那三个年轻人逃跑的方向，往北展开追查。可凌晨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也没有任何可疑的身影，路面上布满了杂乱的脚印，有工人的，有路人的，根本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是凶手留下的。追查了一段距离后，线索彻底中断，民警只能暂时暂停追踪，转而继续走访附近的居民，希望能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同时对案发现场和死者吴发喜的随身物品，进行更加细致的勘察。
法医的初步勘验结果出来了：吴发喜身上有十几处伤口，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胸口、腹部等致命位置，伤口较深，显然是凶手故意下的狠手；除此之外，还有几处比较浅的划伤，分布在手臂和肩膀上。侦查员根据伤口的分布情况分析，吴发喜在遭受攻击之后，应该进行了短暂的反抗，那些浅划伤，很可能是他反抗时留下的。
案发现场的一楼，因为还没完工，显得格外杂乱，墙壁上还没有粉刷，裸露着水泥的底色，地面上散落着水泥、沙子和碎砖块。靠近北墙的地方，放着一张简陋的木头床，床上铺着一张破旧的凉席，凉席上和床旁边的墙壁上，都有大片的血迹，血迹已经干涸，变成了暗沉的褐色。侦查员判断，这张木头床，应该就是吴发喜被伤害的第一现场。
从木头床到一楼门口，也就是吴发喜倒地的位置，地面上有一条清晰的滴落状血迹带，血迹从密集到稀疏，一直延伸到门口。根据这条血迹带，侦查员对案发过程进行了大致的还原：当天凌晨，吴发喜正躺在床上熟睡，凶手悄悄潜入工地，来到一楼，趁吴发喜不注意，持刀对他进行了袭击。吴发喜被捅第一刀后，瞬间惊醒，下意识地进行反抗，与凶手发生了搏斗。搏斗过程中，吴发喜被凶手捅了多刀，身受重伤，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忍着剧痛，朝着门口的方向追赶凶手。可最终，因为伤势过重，失血过多，他在追到门口的时候，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醒来。
尽管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反复的勘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凶手留下的有价值的物证。现场的地面上，虽然有很多脚印，但因为是在建工地，白天有很多工人在这里干活，脚印非常杂乱，警方从技术层面上，无法分辨出哪些是凶手留下的；墙壁上和木床上，除了吴发喜的血迹，也没有提取到凶手的指纹；甚至连凶手使用的凶器，也没有在现场找到。
此时，唯一有用的线索，依然是钱女士提供的那一条，看到三个年轻人往北逃跑。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天渐渐亮了，吴发喜的家人也陆续赶到了现场。看到吴发喜冰冷的尸体，家人悲痛欲绝，尤其是吴发喜的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白发苍苍，看到小儿子的尸体，当场就哭倒在地，嘴里不停地喊着吴发喜的名字，情绪激动得几乎晕厥过去，在场的民警看了，也忍不住心生怜悯。
侦查员立刻上前，安抚吴发喜家人的情绪，同时向他们了解吴发喜的相关情况，希望能从他们口中找到一些线索。吴发喜的二哥吴发奎，家离案发现场只有一两公里远，他在罗平县做狗肉生意已经十几年了，早在十多年前，他就从贵州兴义老家来到了罗平，后来，弟弟吴发喜也跟着他来到了罗平，一起打拼。
吴发奎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声音沙哑地说道：“我弟弟来罗平之后，先后卖过狗肉，开过小饭馆，后来又去昆明开了一家烧烤摊，辛辛苦苦打拼了近二十年，终于攒下了一点钱，几年前，在罗平买了两块地，其中一块就是用来建这栋房子的。眼看着房子就要建好了，再过一段时间，一家人就能住进去了，可没想到，他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不测……”
侦查员了解到，吴发喜已经结婚成家，他的妻子叫丁太英，和他一样，也是贵州兴义人。因为吴发喜在昆明开的烧烤摊生意比较忙，丁太英平时就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昆明，负责打理烧烤摊的生意，而吴发喜则留在罗平，负责修建这栋房子，夫妻俩常年分居两地，只有偶尔的时候，丁太英会带着孩子来罗平看望吴发喜。
吴发喜遇害之后，吴发奎第一时间就给丁太英打了电话，通知她这个噩耗。丁太英接到电话后，立刻从昆明出发，驱车两百多公里，赶往罗平。对于吴发喜的遇害原因，吴发奎有着自己的猜测：“这栋房子的主体工程已经建好了，正在装修，但是一楼的门窗还没装，我弟弟晚上一个人睡在一楼看守工地，我之前就劝过他，让他赶紧把一楼的门窗装上，这样也安全一些，可他总说没事，不当回事。”
吴发奎顿了顿，接着说道：“我弟弟这栋房子，在当地也算是比较气派的，六层半的楼房，前后花了几十万，很多人都很眼红。我觉得，肯定是有人觉得我弟弟有钱，半夜趁他睡着了，来抢劫他，结果我弟弟反抗，凶手就把他给杀害了。”
其实，不光吴发奎这么想，警方刚到现场的时候，也曾经怀疑过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可随着勘察的深入，这种猜测很快就被排除了。因为案发现场是在建工地，存放的都是钢筋、水泥、砖块等建筑材料，这些东西虽然值钱，但都非常沉重，搬运起来十分困难，嫌疑人根本不可能冲着这些东西来；更重要的是，现场没有任何被抢劫的痕迹，吴发喜的钱包还在他的口袋里，里面有现金、银行卡和身份证，完好无损，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他的挎包放在枕头旁边，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里面的物品一应俱全。
“如果是抢劫杀人，凶手最看重的应该是现金和银行卡，不可能什么都不拿，更不会连钱包和挎包都不翻动。”刑侦队长分析道，“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置吴发喜于死地，而不是为了钱财。”
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侦查员又把目光投向了仇杀。难道是吴发喜在平时的生活中，得罪了什么人，被人报复杀害了？可当侦查员向吴发奎和其他家人询问时，吴发奎却十分肯定地说：“我们兄弟几个，从贵州来云南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老实本分地做生意，从来没有跟人结过怨，我弟弟的性子也比较随和，跟别人没有任何经济纠纷，跟周围的邻居相处得也很好，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得罪过什么人。”
为了核实吴发奎的说法，侦查员再次找到了最早报警的钱女士。钱女士也表示，吴发喜为人特别客气，平时见到邻居，都会主动打招呼，乐乐呵呵的，性格很好，从来没有跟谁红过脸，也没有听说过他跟人有什么矛盾，周围的邻居都很喜欢他，没有人说过他的坏话。
排除了抢劫杀人和仇杀，剩下的就只有情感纠纷了，会不会是吴发喜因为情感问题，被人杀害了？可吴发喜的哥哥和父亲都表示，吴发喜平时很老实，一心扑在生意和房子上，从来没有发现他跟其他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夫妻俩虽然常年分居，但感情一直还算可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矛盾。
这下，侦查员彻底陷入了困境：不是为财，不是为仇，也不是为情，凶手到底为什么要杀害吴发喜？这起案件，到底该如何推进？无奈之下，侦查员只能再次把目光聚焦在了案发现场和死者吴发喜的身上，希望能从这里找到被忽略的线索，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天亮之后，侦查员再次来到案发现场，沿着钱女士所说的，那三个年轻人逃跑的方向，重新进行勘察。往北走了大约500米左右，路面就到了尽头，路的左侧没有任何路口，只有右侧可以拐弯，朝着东边走去。东边的这条路很短，只有两三百米，路的尽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两条路垂直相交。
就在这个交叉口偏南的拐角处，侦查员有了意外的发现，拐角处有一个简陋的瓜棚，瓜棚底下，插着一把崭新的单刃水果刀。这把水果刀通体银色，刀刃锋利，刀柄是黑色的，看起来崭新崭新的，没有任何磨损的痕迹，而且刀刃上没有血迹，刀柄上也没有提取到指纹。但侦查员注意到，这把水果刀插在地上的痕迹很新，不像是放置了很久的样子，更像是刚刚被人丢弃在这里的。
“结合之前的勘察，死者身上有两种不同的刀口，说明凶手至少有两个人携带了刀具，而钱女士说看到了三个年轻人，那么第三个年轻人很可能也携带了刀具，只是没有动手。”一名侦查员分析道，“这把水果刀，很可能就是那个没有动手的年轻人携带的，他们逃跑的时候，为了避免留下证据，就把刀丢弃在了这里。”
根据这个推测，侦查员判断，这三个年轻人在丢弃刀具之后，很可能沿着这条南北走向的大路，往南逃跑了。于是，侦查员沿着这条大路，继续往南搜寻，同时留意路边的监控摄像头，希望能通过监控，找到这三个年轻人的踪迹。
往南走了大约200多米，侦查员发现，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前，安装着两个监控探头，一个对着门前的马路，另一个对着酒店的大门，监控范围很广，应该能拍到过往的行人。侦查员立刻赶到酒店，找到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希望能查看酒店的监控录像，重点查看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到3点多的时间段。
酒店工作人员很配合，立刻调出了相应时间段的监控录像。侦查员围在监控屏幕前，仔细查看每一个画面，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就在这时，监控屏幕上出现了三个年轻人的身影，时间显示是凌晨2点四十七分，正是案发后的两三分钟左右，这三个年轻人慌慌张张地走进了酒店，身上穿着普通的休闲装，走路的姿势很急促，时不时地回头张望，像是在担心被人发现。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侦查员做了一个实验：从吴发喜遇害的工地，按照钱女士所说的逃跑路线，走到这家快捷酒店，看看需要多长时间。经过实验，侦查员发现，从工地往北走，右拐再右拐，沿着一条U字形的路线，就能到达这家快捷酒店，虽然路线有些弯弯绕绕，但直线距离不到200米，正常步行的话，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和监控中显示的，三个年轻人离开酒店和返回酒店的时间，完全吻合。
“这三个年轻人，很可能就是住在这家酒店的客人。”刑侦队长说道，“他们凌晨2点多从酒店出去，前往工地作案，作案之后，又急匆匆地返回酒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他们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侦查员立刻对酒店的入住客人信息进行调查，很快就查到了这三个年轻人的入住记录：他们是案发头一天，也就是9月20号下午6点多，在酒店办理的入住手续，开了一个标准间，登记了两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一个是贵州盘县的陈某，另一个是四川攀枝花的陆某。
侦查员立刻调取了这两个人的身份证照片，和监控录像中三个年轻人的相貌进行比对，确认了其中两个年轻人，正是登记入住的陈某和陆某，而第三个年轻人，身份不明，没有登记身份证信息。可让侦查员感到遗憾的是，这三个年轻人，在案发当天早上，就已经结账退房，离开了酒店，等到民警赶到酒店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不见踪影了。
根据酒店的结账信息和监控录像显示，9月21号早上5点三十六分，贵州籍的陈某，和那个穿着夹克衫、体型偏瘦、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先行离开了酒店；上午9点三十六分，也就是四个小时之后，四川籍的陆某，才正式办理退房手续，离开了酒店。很明显，他们是故意分开离开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
“他们入住的房间，很可能会留下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我们立刻去查看！”刑侦队长说道。侦查员立刻赶到了三个年轻人入住的388号房间，可一进去，就发现房间已经被酒店服务员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单、被罩都已经更换，地面也拖得一尘不染，看起来就像是从来没有人住过一样，这让侦查员心里难免有些失望。
就在这时，侦查员想到了打扫房间的服务员，立刻找到了她，向她询问打扫房间时的情况。服务员回忆了一下，说道：“我打扫这个房间的时候，除了看到一些常见的垃圾，比如烟头、饮料瓶子之外，印象最深的是，房间的垃圾桶里，有两件看起来很新的衣服，一件是棕色的夹克，另一件是黑身白袖子的运动衣，我觉得可惜，但还是按照规定，把它们和其他垃圾一起，扔到了酒店门前的垃圾车里。”
听到这个消息，侦查员眼前一亮，立刻赶到酒店门前的垃圾车旁。幸运的是，垃圾车还没有开走，里面的垃圾还没有被清运走。侦查员立刻动手，在垃圾堆里仔细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服务员所说的那两件衣服。
这两件衣服果然很新，看起来没穿几次，棕色夹克的袖口和衣摆处，有明显的擦拭痕迹，仔细查看，能看到一些淡淡的血迹；黑身白袖子的运动衣，胸口位置，也有一片暗红色的血迹，虽然血迹已经有些干涸，但依然清晰可见。侦查员立刻将这两件衣服带回警局，进行技术检验，确认衣服上的血迹，到底是不是死者吴发喜的。
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件衣服上的血迹，正是受害人吴发喜的，和案发现场提取到的血迹，完全吻合。这个结果，让所有侦查员都松了一口气，也初步确认了，这三个年轻人，就是杀害吴发喜的犯罪嫌疑人，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确定这三个嫌疑人的去向，将他们抓捕归案。现在，已经知道其中两个嫌疑人的身份：陈某，贵州盘县人；陆某，四川攀枝花人；第三个嫌疑人身份不明，需要进一步调查。
侦查员立刻展开调查，通过酒店监控、路面监控，以及车辆排查，很快就掌握了三个嫌疑人的去向：早上5点多离开酒店的陈某和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乘坐一辆出租车，前往了罗平火车站；而上午9点多离开酒店的陆某，没有乘坐火车，而是乘坐长途客运汽车，前往了昆明。
侦查员立刻赶到罗平火车站，调取了火车站售票大厅和候车室的监控录像，很快就找到了陈某和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的身影。监控显示，9月21号早上6点零6分，陈某和那个年轻人，来到售票窗口，购买了两张前往昆明的火车票。因为当时已经实行实名购票，侦查员通过购票信息，很快就查到了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的信息，他姓刘，云南保山人，今年26岁。
至此，三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去向，都已经明确：陈友胜，28岁，贵州盘县人；刘增明，26岁，云南保山人；陆海龙，22岁，四川攀枝花人。经过调查，这三个人都在昆明打工，平时游手好闲，没有固定的工作，而且三个人都没有犯罪前科，这让侦查员有些意外，没有犯罪前科的三个人，为什么会联手杀害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更让侦查员疑惑的是，这三个人，分别来自贵州、云南、四川，和罗平没有任何关联，和死者吴发喜，也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任何交集，唯一能勉强扯上关系的，就是吴发喜生前也在昆明做过生意。尽管心中充满了疑惑，但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尽快将这三个嫌疑人抓捕归案，只有抓到他们，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罗平县公安局立刻成立了抓捕小组，连夜赶往昆明，展开抓捕工作。经过一天一夜的侦查，9月22号下午5点多，抓捕小组通过线索得知，这三个犯罪嫌疑人，出现在了昆明市的一家网吧里。
晚上9点多，抓捕小组赶到了这家网吧。网吧里灯光昏暗，烟雾缭绕，挤满了上网的年轻人，键盘敲击声和游戏音效声此起彼伏。侦查员悄悄潜入网吧，仔细查看每一个角落，很快就找到了陈友胜、刘增明和陆海龙三个人，他们正坐在一排电脑前，专注地玩着游戏，神情投入，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不许动！警察！”抓捕小组的民警迅速上前，亮出警官证，将三个人团团围住。陈友胜、刘增明和陆海龙三个人，瞬间愣住了，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惊慌和恐惧，他们试图反抗，但很快就被民警制服，戴上了手铐。
抓捕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三个嫌疑人被带回警局之后，面对民警的审讯，一开始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在民警出示的证据面前，他们终于扛不住了，先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9月20号下午6点多，他们三个人从昆明赶到罗平，入住了那家快捷酒店；9月21号凌晨2点多，他们潜入吴发喜的工地，将吴发喜杀害；案发当天早上，他们分开离开罗平，返回了昆明，本以为能逍遥法外，没想到还是被警方抓获了。
三个嫌疑人虽然交代了犯罪事实，但侦查员心中的疑惑，依然没有解开：他们和吴发喜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冤仇，为什么要杀害吴发喜？在民警的反复审讯下，嫌疑人陈友胜，也就是三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终于说出了其中的隐情，他们之所以杀害吴发喜，是受吴发喜的妻子丁太英所雇。
陈友胜的话，让所有侦查员都感到震惊不已。谁也没有想到，杀害吴发喜的凶手，竟然是被他自己的妻子所雇。那么，丁太英为什么要雇人杀害自己的丈夫？他们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早在吴发喜遇害当天晚上，侦查员第一次接触丁太英的时候，就发现她有些不对劲。一般来说，亲人遇害，家属都会悲痛欲绝，会不停地向警方询问亲人的遇害原因、凶手是谁，但丁太英却异常平静，脸上没有太多的悲伤，也没有向警方提出任何问题，只是警方问什么，她就答什么，语气平淡，仿佛遇害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陌生人。
当时，侦查员就对丁太英产生了一丝怀疑，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只能暂时将这份怀疑放在心里。而现在，陈友胜等人的交代，让丁太英的身份，瞬间从受害人家属，变成了雇凶杀夫的主谋。侦查员立刻赶到吴发喜的家里，此时，丁太英正和吴发喜的家人一起，在刚建好的新房里，处理吴发喜的后事，脸上带着一丝刻意伪装的悲伤。
当民警出示证据，告知丁太英，陈友胜等人已经被捕，并且交代了是受她所雇，杀害了吴发喜的时候，吴发喜的家人们，都彻底愣住了，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吴发奎激动地喊道，“他们夫妻俩在一起生活了17年，还有两个孩子，怎么可能是她雇人杀了发喜？你是不是搞错了？”
不光吴发喜的家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连周围的邻居，也感到十分震惊。在大家的印象中，丁太英和吴发喜虽然常年分居，但感情还算可以，偶尔丁太英带着孩子来罗平，夫妻俩也会一起出门，看起来很和睦，谁也没有想到，丁太英竟然会做出雇凶杀夫这样的事情。
丁太英被警方逮捕之后，面对民警的审讯，终于卸下了伪装，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着说道：“我也是被逼无奈，这么多年，我一直遭受吴发喜的折磨，他打我、骂我，我已经被他逼上绝路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丁太英说，她和吴发喜都是贵州兴义人，两人是老乡。1996年，当时只有14岁的丁太英，跟着几个老乡，从贵州老家来到了云南罗平，在一家饭店里打工，负责端菜、洗碗。而当时的吴发喜，正在罗平做狗肉生意，经常给这家饭店送狗肉，一来二去，两人就认识了。
吴发喜比丁太英大3岁，因为是老乡，两人在异地他乡相遇，格外亲切，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相处了几个月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就在一起了，并且搬到了一起居住。但当时，丁太英只有15岁，吴发喜只有18岁，两人都没有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所以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虽然在法律上不是合法夫妻，但实际上，已经过上了夫妻生活。
后来，丁太英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和吴发喜一起，开了一家小餐馆，一起打拼。可让丁太英没有想到的是，在一起仅仅一个月之后，两人就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第一次争吵，争论要不要回家看望家人。也就是这一次争吵，让丁太英看到了吴发喜暴躁的一面，吴发喜因为吵不过她，竟然动手打了她，这是吴发喜第一次打她，也是噩梦的开始。
从那以后，两人之间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每次争吵，吴发喜都会动手打她，有时候是扇耳光，有时候是拳打脚踢，下手越来越重。如果赶上吴发喜喝了酒，那就更可怕了，他会变得更加暴躁，甚至会拿起身边的刀具，朝着丁太英砍去。
丁太英说着，伸出自己的双手，手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疤痕，有的是旧伤，有的是新伤，她又掀起自己的衣服，身上、后背上，也都是密密麻麻的疤痕，触目惊心。“这些都是他打的，”丁太英的声音带着颤抖，“他不光打我，还打断了我的牙齿，这么多年，我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我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打我。”
为了核实丁太英的说法，侦查员找到了丁太英的家人，向他们了解情况。丁太英的母亲，提起女儿的遭遇，忍不住抹起了眼泪：“英子和发喜，两个人年纪都小，性子都急，脾气也都暴，每次吵架，都会大打出手，我也劝过英子，让她忍一忍，为了孩子，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她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丁太英的弟弟丁太祥，曾经在昆明，给丁太英和吴发喜开的烧烤摊帮过忙，他对吴发喜的暴行，更是深有体会。“我姐真的太不容易了，”丁太祥说道，“有一次，他们俩又吵架了，我看我姐被打得太惨，就帮我姐说了几句话，结果吴发喜就急眼了，顺手拿起桌子上的菜刀，朝着我的脖子就砍了过来，差一点就砍中要害，我的耳朵都被砍伤了，差一点就掉了。”
丁太英的家人，都纷纷指责吴发喜，说他经常对丁太英实施家暴，丁太英是被逼无奈，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吴发喜的家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吴发喜的二哥吴发奎说：“发喜和丁太英，确实经常吵架、打架，但不像丁太英说的那样，每回都动刀子，有时候只是拌拌嘴、推搡几下。而且，吵架也不全是发喜的错，丁太英也有责任，她这个人爱唠叨，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停地嚷嚷、骂人，发喜吵不过她，被骂急眼了，才会动手的。”
吴发喜的堂哥，也表示赞同：“他们夫妻俩打架，不是单方面的家暴，而是互殴，丁太英也不是好惹的，发喜打她，她也会还手，也会打发喜，只是发喜的力气大，丁太英打不过他而已。”
除此之外，一些认识吴发喜和丁太英的人，也表示，这夫妻俩的脾气都不好，都很暴躁，经常吵架、打架，有时候是吴发喜先动手，有时候是丁太英先挑衅，两人互不相让。虽然双方家人和熟人，对“是否是单方家暴”存在分歧，但有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吴发喜和丁太英，几乎天天吵架、打架，两人的关系，早已降到了冰点。
丁太英说，因为长期遭受家暴，她曾经多次去医院治疗，但因为当时太害怕，也没有心思保留病例，所以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每次的治疗时间和治疗地点，警方也无法通过病例，核实她遭受家暴的具体情况。除此之外，她也曾经报警求助过，但每次警方赶到的时候，两人的争吵已经停止，吴发喜也会装作很无辜的样子，说只是夫妻之间的小矛盾，警方因为没有发现严重的伤情，也只是调解一下，劝两人好好相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丁太英说，她曾经无数次想过，要离开吴发喜，结束这段痛苦的关系。她咨询过律师，律师告诉她，因为两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属于同居关系，不需要去法院起诉离婚，只要双方协商好，就可以解除同居关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人有两个孩子，儿子已经14岁，女儿已经11岁，孩子的抚养权问题，还有两人这些年打拼攒下的财产、房产的分配问题，一直无法协商一致，所以，解除同居关系的事情，也就一直拖了下来。
在案发之前的两三年里，丁太英曾经多次尝试离家出走，试图摆脱吴发喜的控制。2012年下半年，丁太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昆明打工的网友，她偷偷离开了家，去找那个网友，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可仅仅一个月之后，就被吴发喜找到了。吴发喜找到她之后，对她软硬兼施，一边威胁她，如果再敢逃跑，就杀了她的家人，一边又向她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她，会好好对待她，丁太英一时心软，就跟着吴发喜回了昆明。
可回去之后，吴发喜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反而变本加厉地虐待她，下手比以前更重，每次吵架，都往死里打她，丁太英的日子，变得更加痛苦。2013年，丁太英再次下定决心，偷偷从昆明出发，跑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江苏盐城，她以为，这么远的距离，吴发喜肯定找不到她，可她没想到，吴发喜竟然真的找到了她，再一次把她带回了昆明。
一次次的逃跑，一次次的被抓回，一次次的遭受更严重的虐待，丁太英的心里，渐渐充满了怨恨和绝望，她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摆脱不了吴发喜的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吴发喜彻底消失，这样，她才能获得自由。
而陈友胜，就是丁太英在2014年上半年，在网上认识的网友。陈友胜是昆明一家KtV的保安，没有结婚，比丁太英小4岁，性格比较温和，很会说话，也很会照顾人。两人在网上聊了两三个月之后，就见面了，见面之后，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发生了关系。
丁太英说，陈友胜给她的感觉，是温暖和安全感，这是她和吴发喜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因为常年遭受吴发喜的家暴，丁太英变得十分敏感、脆弱，而陈友胜的关心和照顾，让她找到了情感的依靠，她把自己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倾诉给了陈友胜，对他无比信任。
陈友胜说，他知道丁太英的遭遇之后，也很同情她，曾经劝过她，让她不要再忍了，实在不行，就再次离开吴发喜，找一个地方，安安稳稳地生活。可丁太英却说，她已经逃不掉了，吴发喜不会放过她，除非吴发喜死了，她才能获得自由。
2014年5月份的一天，丁太英突然找到陈友胜，眼神坚定地对他说：“你帮我教训一下吴发喜吧，把他整残废，让他再也不能打我，我不会让你白帮我的，我会给你钱。”陈友胜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知道，教训人是违法的，但架不住丁太英的苦苦哀求，再加上两人的情人关系，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丁太英的要求。
丁太英说，为了让陈友胜帮她教训吴发喜，她先后给了陈友胜块钱，再加上平时给陈友胜买衣服、吃饭的花费，一共给了他3万多块钱。而在两人预谋教训吴发喜的这段时间里，吴发喜对丁太英的虐待，变得更加严重，这也让丁太英的怨恨，越来越深，她心里的想法，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仅仅是把吴发喜整残废，已经满足不了她了，她要让吴发喜彻底消失。
丁太英说，有一次，她和吴发喜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吴发喜情绪激动之下，对她说：“我迟早要把你捅死！”虽然不知道吴发喜说的是气话，还是真的有这个想法，但这句话，彻底击碎了丁太英最后的希望，也让她下定决心，要雇人杀死吴发喜。
于是，丁太英再次找到陈友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不要再教训吴发喜，而是直接把吴发喜杀了。陈友胜一开始很震惊，他觉得丁太英太疯狂了，但他又难以拒绝丁太英，一方面，他欠丁太英的钱，另一方面，他也确实对丁太英有感情，不忍心拒绝她的要求，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2014年9月初，陈友胜带着一个朋友，从昆明赶到了罗平，按照丁太英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吴发喜修建新房的工地，开始寻找下手的机会。丁太英把吴发喜的作息规律、平时的活动范围，都详细地告诉了陈友胜，并且在这期间，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qq聊天，沟通作案的细节。
警方后来调取了两人的qq聊天记录，里面的内容，清晰地记录了两人预谋杀人的全过程。2014年9月1号凌晨4点50分，丁太英给陈友胜发信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怕吴发喜身上有刀，别的我不管，你一定要平安回来。”紧接着，又发了一条暧昧的信息：“我就不多说了，亲我爱你，下次我就不叫亲爱的了，你是我最爱的老公。”
9月7号下午，丁太英给陈友胜发信息：“老大，晚上可以干活了，目标来了。”9月8号上午10点多，丁太英又发信息：“他人到地方了，有机会就做了，时间耗长了不好，两天内干了回来，我也好安心做生意，平安归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暧昧的信息，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两人的情人关系，以及丁太英雇陈友胜杀人的决心。
可第一次赶到罗平之后，因为吴发喜的新房里，有很多工人在干活，人多眼杂，陈友胜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待了几天之后，只能无奈地返回了昆明。但丁太英并没有放弃，她一次次地催促陈友胜，让他尽快动手，早日帮她摆脱吴发喜的控制。
2014年9月20号下午，陈友胜又约了两个朋友，也就是刘增明和陆海龙，一起从昆明赶到了罗平。刘增明和陆海龙，也是在昆明打工，平时游手好闲，没有固定的工作，陈友胜找到他们，许诺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帮忙一起杀害吴发喜，两人贪图钱财，就答应了。
三人赶到罗平之后，在吴发喜新房附近的那家快捷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然后就开始蹲守，寻找下手的机会。9月21号凌晨2点多，趁着夜深人静，工地里没有其他人，三人悄悄潜入了吴发喜的工地，来到一楼，看到吴发喜正躺在床上熟睡，于是，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具，对吴发喜实施了袭击。吴发喜被捅醒之后，进行了短暂的反抗，但因为寡不敌众，再加上凶手下手狠毒，最终还是被杀害了。作案之后，三人慌慌张张地从工地跑出来，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返回了酒店，随后，又分开离开了罗平，返回了昆明，本以为能逍遥法外，没想到，还是被警方迅速抓获了。
陈友胜归案之后，面对民警的审讯，一脸后悔地说道：“我现在真的很后悔，我不应该答应丁太英的要求，不应该参与杀人，这件事，本来就跟我没有关系，可我一时糊涂，就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2015年3月12号，丁太英、陈友胜、刘增明和陆海龙，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曲靖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在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法庭审理期间，丁太英一直辩解说，自己是因为长期遭受吴发喜的家暴，忍无可忍，才会雇人杀害吴发喜，她并不是故意要杀人，只是想摆脱吴发喜的控制。
丁太英的代理律师，也为她进行了辩护，律师提出，根据201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的，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如果手段不是很残忍，情节不是很恶劣的，甚至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
律师认为，丁太英长期遭受吴发喜的家暴，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雇人杀害吴发喜，是被逼无奈，属于激愤之下的行为，施暴人吴发喜，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的过错，希望法院能够酌情从宽处罚，对丁太英从轻判决。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仔细核查了案件的所有证据，最终认为，这起案件，虽然是因为丁太英遭受家庭暴力引起的，吴发喜在案件起因上具有一定的过错，丁太英可以酌情从宽处理，但丁太英、陈友胜等人，故意非法剥夺吴发喜的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而且，这是一起典型的雇凶杀人案件，性质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
法院认为，丁太英是雇凶杀人的主谋，她主动提出雇人杀害吴发喜，并且提供了吴发喜的相关信息，支付了作案费用，在案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陈友胜作为被雇者，积极组织人员，实施杀人行为，也是案件的主谋；刘增明和陆海龙，受陈友胜邀约，参与杀人行为，在案件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属于从犯。
根据四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各自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判处丁太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陈友胜死刑；判处刘增明无期徒刑；判处陆海龙有期徒刑15年。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四人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