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晚一些。
大年正月初三，冀中平原上还笼罩着浓得化不开的节日气氛。藁城市南董镇南大张村的巷道里，偶尔还能听见零星的鞭炮声，那是谁家孩子从年三十剩下的存货。红彤彤的对联贴在每家每户的门框上，“福”字倒着贴，寓意福到了。空气里飘着炖肉的香气，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着炊烟，妇女们围在灶台前忙活，男人们则聚在一起喝酒打牌，孩子们穿着新衣裳在街上追逐嬉戏。
这年春节，庄稼人过得还算踏实。虽说前两年粮食价格不太景气，但好歹风调雨顺，地里的收成凑合能糊口。滹沱河滩上的蔬菜大棚，这几年成了不少农户的额外进项，谁家要是种上两棚反季节蔬菜，到了开春准能卖个好价钱。
南大张村的刘华钗，这天下午送走了来串门的亲戚。亲戚是县城来的，带了点儿年货，坐了一个多钟头，喝了杯热茶就走了。刘华钗站在院门口，目送亲戚的自行车消失在巷子尽头，这才转身回屋。他媳妇正在堂屋里拾掇碗筷，见他进来，随口说了句：“大棚那边好几天没去看了，志虎子大爷一个人在那儿守着，你不过去瞅瞅？”
刘华钗一听，也觉得该去看看。他那个蔬菜大棚建在滹沱河的河滩上，离村子大约三华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平时有个本村的老汉帮着照看，老汉大号叫什么，村里人知道的倒不多，大伙都管他叫“志虎子”。志虎子那年七十四岁，身子骨还算硬朗，一个人住在大棚旁边的小屋里，白天帮着看看棚，晚上就在那儿过夜。
刘华钗套上那件半旧的军大衣，把拉链一直拽到下巴颏，又从门后摸了一顶棉帽子扣在头上。媳妇追出来喊了一句：“早去早回，天黑了冷！”
“知道了。”他应了一声，推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出了门。
从村子往河滩去的路，是条土路，坑坑洼洼的，骑自行车得小心着点儿，不然准得颠散了架。两边的地里光秃秃的，冬小麦还没返青，灰绿绿的一层趴在地皮上。远处滹沱河的河床裸露着，干涸的河滩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刘华钗骑了大约一刻钟，远远地就看见自家的大棚了。那一片白色的塑料薄膜在灰黄色的河滩上格外扎眼，像一块巨大的补丁贴在大地上。
可他越骑越近，心里却渐渐生出一丝不对劲来。
大棚的塑料薄膜，靠东边那一面，被撕开了一个很大的窟窿，黑黢黢的，像是被什么东西豁开了似的。风从那个窟窿灌进去，薄膜呼啦啦地鼓着，像一面破旗在风中挣扎。
刘华钗皱了皱眉，心里头埋怨起来：这志大爷怎么这么不小心，棚破了也不补补，夜里寒气进去，苗子还不得冻坏了？
他又往前骑了几步，目光不经意地扫向旁边那间小屋。这一看，心里头又咯噔了一下，小屋窗户的玻璃碎了一块，碎碴子挂在窗框上，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外面砸进去的。
刘华钗把自行车支在路边，喊了一声：“志大爷！”
没人应。
他又提高了嗓门：“志大爷！志虎子大爷！”
风从河滩上刮过来，把他的声音吹散了。四野里一片寂静，只有风刮过枯草发出的沙沙声。
刘华钗心里头开始有些发毛了。他走到小屋门前，伸手一推，那扇薄木板钉成的门纹丝不动，从里面反锁着。
不对劲。
志大爷平时白天从不锁门，这老头儿在这儿看了好几个月的大棚，刘华钗来过不知道多少回，哪回不是一推门就进？今儿这是怎么了？
刘华钗绕到窗户边上，那个碎了的玻璃窟窿足够大，他把脸凑过去，抬手遮住刺眼的阳光，往里头张望。
就那么一眼。
就那一眼，刘华钗只觉得浑身上下的血一下子全涌上了头顶，又从头顶一下子降到了脚底板。他两条腿像被人抽去了骨头，身子一软，差点儿没跌坐在地上。
志虎子俯卧在屋里的泥地上，脸朝下，一动不动。在他身子底下，有一摊已经凝固了的血，黑红黑红的，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令人心悸的光泽。
刘华钗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河滩上骑回村子的。他只记得自己一路上蹬得飞快，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可他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疼。脑子里嗡嗡的，全是志虎子趴在地上的那个画面。
他冲进村委会的时候，腿还是软的，声音都在发抖：“报……报警……快报警……志大爷……死了……”
藁城市公安局的警车，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开进了南大张村。
警灯在灰蒙蒙的天底下闪烁着，却没有拉警报，大概是怕惊扰了还在过年的人们。可村子里的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消息，三三两两的聚在路边，低声议论着，脸上都是惊疑不定的神色。
“志虎子？那个看大棚的老汉？”
“可不是嘛，听说让人给打死了。”
“谁干的？抢东西了？”
“谁知道呢……大过年的，造孽啊……”
刑侦技术人员在志虎子的小屋里忙碌了整整一个晚上。勘查灯把那个逼仄的空间照得雪亮，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法医蹲在尸体旁边，仔细地检查着伤口，不时低声和旁边的助手说几句话。
现场的勘察结果，在天亮之前就出来了。
志虎子是被人用斧头猛击头部致死的。凶手至少击打了三下，每一下都用了很大的力气，颅骨碎裂，惨不忍睹。老人的衣兜被翻了个底朝天，里面的东西，大概也就几十块钱的零碎，被搜刮一空。床上更是一片狼藉，被褥被翻得七零八落，枕头被扔到了地上，像是被什么人仔仔细细地搜过一遍。
法医通过尸检进一步推断，志虎子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当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之间。也就是说，凶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的。
“抢劫杀人，特征很明显。”负责此案的刑警队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现场没有打斗痕迹，凶手应该是趁受害人不备下的手。作案工具是就地取材，那把斧子就是小屋里的。”
可接下来的调查访问，却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附近的村民都说，那天上午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在河滩附近转悠。也是，大过年的，谁没事往那荒凉的河滩上跑？
案件陷入了僵局。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正月初六，二月六日的上午，藁城市连州镇东街的一个苗圃小屋里，又一名中年妇女被杀害了。
案发现场同样位于滹沱河的河滩上，周围种着一大片果树，冬天里光秃秃的，枝丫交错，像一幅沉默的素描。苗圃南面距离藁城县城大约两华里，北面距离无极县界只有一百米，一百米，也就是从村子这头到那头那么远。
死者姓张，四十七岁，是无极县人，被雇来看护这片苗圃的。她来这儿干活还不到两个月，平时一个人住在苗圃的小屋里，和村里的人来往不多。
现场的惨状，和志虎子案如出一辙，钝器击打头部致死，床上被褥被翻动过，衣物散落一地，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
两起命案，相隔仅仅两天。
藁城警方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同样位于滹沱河滩，同样是看守田地的老人，同样是钝器击打头部，同样是被翻动过的现场，这绝不是什么巧合。
可还没等他们喘过气来，新的噩耗又来了。
正月十一，二月十一日的下午，毗邻的无极县公安局打来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而凝重：“在滹沱河滩无极和藁城交界的地方，两名看树苗的老人被杀害了，你们赶紧过来。”
藁城警方立刻驱车赶往现场。两地的刑侦人员会合后，一起进行了勘查。
现场位于无极县境内，死者是一对老夫妻，男的七十九岁，女的六十四岁。两个人都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的，和之前的两起案件一模一样。炕上的被子被翻得乱七八糟，炕席都被掀了起来，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老两口的儿女从附近的村子赶过来，一看见父母的遗体，当场就哭得瘫倒在地。那个场景，在场的人没有不动容的。大过年的，谁家能想到会遭这样的祸事？
作案手段、案发地点、侵害目标，所有这些，都和藁城的前两起案件惊人地相似。两地警方当即决定，主动联手，并案侦查。
可这案子，远远没有到头。
正月十四，二月十四日的下午，藁城市土山村的一个村民跌跌撞撞地跑进派出所报案，说他父亲耿某已经失踪整整六天了。这个村民急得嘴角都起了燎泡，眼睛里全是血丝：“我爸六天没回家了，打听了所有人都说没见过他，肯定是出事了！”
民警问他：“你父亲最后可能在哪里？”
“他在城区那边有个废品收购站的小屋，平时有时候会在那儿过夜。我去找过了，门锁着，敲也没人应……”
民警立刻带着这个村民，赶到了位于石黄高速公路南侧、藁城旧城墙上的那个废品收购站。那片地方偏僻得很，周围都是荒地，只有几间破旧的平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墙上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着“收废品”三个字。
小屋的门上挂着一把铁锁，看起来完好无损。民警用工具把锁撬开，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混着腐败的气息，从屋子里扑面而来。
耿某仰面躺在外屋的地上，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民警上前掀开被子，死者脑部的颅骨明显塌陷了下去，像是被什么重物砸过。地上有拖拉的痕迹，从外屋一直延伸到里屋。
民警小心翼翼地走进里屋，眼前的一幕让见惯了各种场面的老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炕上、墙上，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暗红色的，已经干了，像是一幅狰狞的抽象画。被子全部堆在地上，乱七八糟的。
民警蹲下来，捏住被子的一角，缓缓掀开。
被子下面，竟然是两具尸体。
三具。
这个小屋里，一共躺着三具尸体。
经过辨认，死者的身份很快被确认。一个是石某，男，四十七岁，衡水市人，在藁城收废品为生，是这个小屋的主人。另一个是尚某，男，六十四岁，藁城市东街人，也是以收购废品为生。加上耿某，三个人都是被钝器打击头部致死。
屋里凌乱不堪，到处都被翻动过，抽屉被拉了出来，柜子被撬开了，连炕洞都被掏了一遍。尚某平时用来收购废品的那辆三轮车，也不见了。
民警立即在周边展开访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很快浮出水面，
据附近的人回忆，二月六日下午五点左右，也就是正月初六的傍晚，石某和尚某两个人曾经在小屋里一起喝酒。有人看见他们买了花生米和白酒，有说有笑地进了屋。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看见过这两个人。
而耿某，则是在二月八日下午出现在这个废品收购站的。那天下午，耿某在城区的另一个废品收购站卖废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外地口音的男子。那男子三十二三岁的样子，身材偏瘦，穿着深色衣裤，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织的无檐帽。
那个男子拦住耿某，说：“我有废品要卖，你跟我去拉一趟。”
耿某信以为真，就跟着他走了。
两个小时以后，那个男子独自一人骑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车上装了一些废铁和旧书报。他把废品卖了，拿着钱，骑着三轮车向东边走了，很快就消失在暮色里。
当天晚上，民警在城区另一个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尚某丢失的那辆三轮车。收购废品的人说，是一个外地人来卖这辆车的，还留了一张字据。那张皱巴巴的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
“今证明卖三轮车一辆，45元整。2003年2月8日。”
字写得很难看，像是一个没怎么上过学的人写的。
民警据此判断，卖车人，就是作案人，就是凶手。
凶手在二月六日下午杀害了石尚二人之后，没有离开，而是继续潜伏在当地。两天后，他又把耿某骗到那个小屋里杀害了。
六天之内，四起命案，六条人命。
整个藁城警方的神经，绷到了极限。
二月十六日，正月十六。
按照北方的习俗，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十六这一天，年才算真正过完。家家户户开始收拾过年的东西，该拆的拆，该收的收，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忙碌的春耕。
可藁城警方没有一个人能睡得安稳。
这天上午九点，河北省公安厅和石家庄市公安局的领导赶到了藁城市，正在听取系列案件的侦破工作汇报。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墙上的黑板用粉笔画着案发地点分布图，一个个红叉触目惊心。每个人都熬得眼睛通红，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汇报刚进行到一半，会议室的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了。
一个民警站在门口，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怎么回事？”主持会议的领导皱起了眉头。
“报……报告……又出事了……”那个民警的声音几乎是挤出来的，“307国道……五里庄路段……大碗居小吃部……一家六口……全死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愣在那里，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有那么几秒钟，连呼吸声都听不见。
然后，会议室炸开了锅。
省厅的领导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翻倒，发出哐当一声巨响。市局的领导抓起桌上的帽子就往外走，边走边吼：“所有人，立刻出发！”
十几辆警车拉响了警笛，风驰电掣地驶向案发现场。
307国道藁城市城西五里庄路段，大碗居小吃部。
那是一个路边常见的简陋饭馆，红砖砌的平房，门头上用油漆写着“大碗居”三个字，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门口挂着过年贴的红对联，上联“生意兴隆通四海”，下联“财源茂盛达三江”，横批“恭喜发财”。对联合辙押韵，透着庄稼人对好日子的朴素期盼。
可谁能想到，这竟成了这家人的挽联。
民警们冲进小吃部的时候，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店主梁某，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被杀死在前厅的地上。她身上还穿着那件过年做的新棉袄，枣红色的，本应喜庆的颜色，此刻却被鲜血浸透，变成了一种令人心悸的黑褐色。她倒在饭桌旁边，桌上一碟花生米、半瓶白酒还在，仿佛上一秒她还在招呼客人。
她的丈夫李某，死在了地下室里。地下室的台阶上全是血，他像是从上面滚下去的，又像是被人拖下去的，身子歪歪扭扭地靠在墙角，脑袋上有一个深深凹陷下去的伤口。
而一楼西侧的卧室里，是最让人心碎的一幕。
四个孩子，全部被杀死在床上。
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是这家的大女儿。最小的才十三岁，是个男孩，长得虎头虎脑的，过年还理了个新发型。另外两个，一个是二女儿，一个是侄女，都是花一样的年纪。
四个孩子整整齐齐地并排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一样。可她们再也醒不过来了。每个人的头部都被钝器猛击过，枕头上、被褥上、墙壁上，到处是喷溅的血迹。
床头的柜子被打开了，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被褥被掀开了一半，死者的衣兜被掏了出来，连孩子们的内裤都被翻过，凶手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像是在找什么值钱的东西。
一辆二十六型的女士自行车，也不见了。
整个现场，惨不忍睹。
大碗居的邻居说，昨天晚上还看见这家人在门口放鞭炮。大女儿帮着妈妈揉面，二女儿在扫地，男孩和他爹在门口贴福字。一家子热热闹闹的，谁能想到，一夜之间，全没了。
“这得多大的仇啊……”邻居的老太太哭着说，“连孩子都不放过……这还是人吗……”
可专案组的分析表明，这根本不是什么仇杀，而是纯粹的图财害命。凶手和这家人素不相识，之所以选择大碗居，不过是因为它开在路边，容易下手，也容易逃跑。
从正月初三到正月十六，短短十四天时间，杀人恶魔游移不定，疯狂作案六起，十三条人命惨遭毒手。
整个藁城，整个无极，乃至整个石家庄，都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
村里的老人们开始夜不闭户，不对，是夜不敢闭户，又怕又怕，索性整夜整夜地亮着灯。看大棚的不敢再看大棚了，看苗圃的不敢再看苗圃了，废品收购站的小屋空了，路边的小饭馆也关了门。太阳一落山，街上就看不见人影，家家户户大门紧锁，连狗都不敢叫了。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案件的严重性，很快上报到了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公安部的领导相继作出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侦破此案，还社会以安宁！
藁城市公安局迅速行动起来。机关民警全部下到派出所和刑警中队，由领导亲自带队，围绕案发现场，逐村、逐街、逐户、逐人地进行调查走访。那个阵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每一个民警都领到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注着所有案发现场的位置，他们需要把以现场为中心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每一户人家都走一遍，问一遍，记一遍。
技术人员则对六个案发现场逐一进行反复的勘查。他们趴在地上，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搜索，不放过任何一根头发、任何一枚指纹、任何一滴血迹。垃圾堆被翻了个底朝天，墙角旮旯里的每一个烟头都被捡起来装进了证物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很快，侦查人员就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作案的途径路线和销赃地点，寻找到了数名目击证人。最关键的一条线索是，大碗居小吃部附近的人反映，从二月三日到十五日，小吃部里曾经住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人。
“那个人很瘦，”一个目击者说，“穿着深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裤子，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织的无檐帽。他不太爱说话，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怎么出声。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谁也不搭理。”
“他饭量特别大，”另一个人补充道，“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或者一大盆面条。看着像是好久没吃过饱饭的样子。”
专案指挥部综合这些情况，对凶手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男性，三十来岁，身高一米六八左右，体态偏瘦，长脸，尖下巴。经济条件较差，应该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以图财为目的，凶狠残暴，手段残忍。春节期间租住在路边店，毫无顾忌地连续作案，应该是流窜作案，独身一人，不排除有心理变态的可能。
“这个人，”专案指挥部的负责人在分析会上敲着黑板说，“应该是一个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收入、没有社会关系的外来人员。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他也不在乎任何一个地方。对他来说，杀人就像杀一只鸡一样，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基于这个分析，专案指挥部确定了侦查方向，以案发现场为中心，以藁城、无极、正定、石家庄市区以及沿着307国道的晋州、辛集为重点，以藁城西北部和石家庄市区为主攻方向，从排查外来人口入手，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有针对性的调查。
协查通报印发到了全省每一个派出所，悬赏公告贴满了大街小巷。举报电话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群众提供的线索源源不断地涌来。
与此同时，从邯郸到秦皇岛，从沧州到张家口，全省各地的公安机关按照专案指挥部的部署，对小旅馆、路边店、车站码头、出租房屋和用工单位等嫌疑人易于藏身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清查。交通要道上设了卡，过往车辆和人员逐一盘查。所有的警力，全部投入到案件的协查中。
一张缉捕犯罪嫌疑人的大网，在燕赵大地全面铺开。
从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短短几天时间，专案民警就分析处理了线索上千条，辨认照片一百六十多张。每一条线索都要核实，每一张照片都要比对，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可让专案指挥部感到严峻的是，尽管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刻画，尽管线索纷至沓来，可真正能让案件取得重大突破的线索，始终没有出现。
这个疑犯究竟是哪里人？姓甚名谁？逃向了何方？一切都扑朔迷离。
专案组的民警们熬得双眼通红，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方便面盒子堆成了小山。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可案子就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转机，出现在对犯罪嫌疑人语言特征的分析上。
专案指挥部通过技术手段，对目击者描述的凶手口音进行了反复辨别。那些和凶手有过接触的人，有的说他是东北口音，有的说他像河北北部的人，有的说他说话带点儿“儿化音”，莫衷一是。
技术人员把多种方言的录音样本逐一比对，最终得出了一个较为确定的结论，犯罪嫌疑人操着东北口音，极有可能来自东北三省或内蒙古东部地区。
专案指挥部当机立断，调整部署，把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人员圈入排查重点。
二月二十六日，一个更重要的发现出现了。
专案技术人员再次对大碗居的现场进行了仔细勘察。这一次，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现场垃圾堆上。那堆垃圾里有吃剩的饭菜、碎酒瓶、烟头、废纸，混杂在一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技术人员蹲在垃圾堆旁边，戴上手套，一点一点地翻检。
突然，一个人的手停住了。
他从垃圾堆里拈起几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有手写的字迹。纸片被油污浸得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了，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来，“石家庄圣洁家政服务部”。
这几个字，像是黑暗中突然亮起的一道光。
专案指挥部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抄写这几个字？他是不是在这个家政服务部打过工？或者想去那里找工作？
排查的焦点，一下子就聚焦到了石家庄市区。
石家庄市公安局立即下达死命令，对全市所有的家政、保洁、搬家公司以及浴池、小旅馆等地，一处不落地进行过筛子。哪个辖区出现漏洞，就追究哪个辖区的责任！
二月二十七日，桥西公安局率先找到了“石家庄圣洁家政服务部”。
那是一家开在居民楼底商的小门面，门脸不大，玻璃门上贴着“家政服务”四个红字。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说话快人快语。
民警拿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问她：“这个人你有没有印象？”
老板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这人……好像在我这儿打过工。”
民警的心跳加快了：“什么时候的事？”
“让我想想……”老板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会儿，“今年一月二十一号，正月初几来着？对，腊月二十左右，有个自称叫刘强的男的来我这儿打工，操着东北口音，说想找个活儿干。”
“他有身份证吗？”
“没有。我问他，他说丢了，还没来得及补。我看他可怜，就让他留下了。”老板叹了口气，“谁知道这人干活儿是真不行。力气倒是有，可让他擦个玻璃都擦不干净，东一道西一道的，跟猫洗脸似的。饭量还特别大，一顿能吃八个馒头，或者一斤半的面条，我们都叫他‘饭桶’。”
“他就干了五天，”老板继续说，“腊月二十五那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把他辞了，给了他五十块钱工钱。他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嘟囔了几句，我也没听清他说什么。”
“后来呢？他后来又回来过吗？”
“回来过两次，说要借住一宿。我看天冷，就让他住了。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他又来了，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民警又找到了家政服务部的其他工人。一提起“刘强”这个名字，几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那个人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性格特别孤僻，不爱跟人说话。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吃饭，他就一个人端个碗蹲在墙角吃，谁也不理。”
“他自称是吉林四平人，但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有一回我们开玩笑，有人说了他一句什么，他当时脸色就变了，说了一句‘谁要是对不起我，我就整死谁’。那个眼神，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瘆得慌。”
“从那以后，我们都不敢跟他接近了。这人不对劲，真的不对劲。”
二月二十八日，大碗居案发现场丢失的那辆女士自行车，在石家庄火车站邮政大楼的西面被发现了。车子被随意地扔在路边，车座上落了灰，看样子已经停了好几天。
专案指挥部据此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乘火车潜逃了。向南逃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石家庄火车站南下的列车最多，而且郑州是北方最大的交通枢纽，到了郑州，往东往西往南都方便。
但也不能排除他仍然藏匿在石家庄或者周边县市的可能。这个人的行为模式很难预测，他可能会在风声稍微松一点的时候再次作案。
专案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坐镇石家庄，指挥市区排查加紧进行；另一路沿着京广线南下，到邢台、邯郸进行督战。同时，又派出了三个专案工作组，分头赶赴郑州、太原、济南开展工作。
所有的参战民警，深感责任重大。每个人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和亢奋的状态，每天二十四小时闻风而动，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有线索，立刻出动。
在石家庄火车站，民警们对劳务中介所进行了逐一排查。站前公安分局的民警翻遍了中介所的登记簿，一条一条地查找，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名字。
终于，在一家中介所的登记簿上，他们发现了犯罪嫌疑人找工作时留下的姓名和地址，
姓名：刘强。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长发乡长发村。
民警立即把这个信息传回了专案指挥部。指挥部马上联系吉林警方进行核实，结果很快就反馈回来了，查无此人，“刘强”是个假名。
可这个假名背后，一定藏着一个真名。
民警们继续在石家庄市区排查。清源街、火车北站、大锅村……在多处家政、保洁、搬家公司，警方都发现了这个“刘强”的踪迹和证据。他去过的地方，有的是去打工，有的是去借宿，有的是去找吃的。每到一处，他都会留下一些信息，虽然大多数都是假的，但有些细节是一致的，
东北口音，自称吉林人，身材偏瘦，饭量极大，性格孤僻，有暴力倾向。
专案指挥部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凑起来，逐渐把犯罪嫌疑人的原籍圈定在了吉林省四平市一带。
三月二日，公安部在藁城市召开了案件协查会。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天津、河北等省、市、自治区的刑侦总队负责人齐聚一堂。公安部的要求非常明确，各省市统一协查，尽快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限期破案！
缉捕的大网，从河北向全国延伸。
协查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由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大案处副处长赵宏磊、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升级、藁城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率领的第二批工作组，带着刑事技术人员和多名目击证人，赶赴吉林。
三月的东北，还是冰天雪地。火车一过山海关，车窗外的世界就变成了一片白茫茫。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呼气成冰。工作组的人大多来自河北，对东北的严寒有些不适应，可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知道，凶手可能就在这片冰天雪地的某个角落里藏着。
三月五日，石家庄市新华公安分局的民警在辖区广元路世纪家政服务中心调查时，又有了新的发现，犯罪嫌疑人去年十二月中旬曾经在此打过工，留下的姓名和地址是：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的“刘景仁”。
专案指挥部立即指令赴吉林的工作组，马上赶赴辽源。
三月五日下午三点，正在长春开展工作的工作组接到指令后，会同吉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领导，火速赶往辽源。高速公路两侧是茫茫雪原，警车在风雪中疾驰，车窗上的雨刮器不停地摆动。
辽源市公安局接到通知后，已经组织警力展开了侦查工作。
消息很快传回来了，“刘景仁”确有其人，是吉林省东辽县人，还有一个别名，叫“刘政委”，男，三十三岁。此人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姑父长大。一九九一年因为盗窃罪、纵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不对，是“两千年”，这个数字显然有误，应该是“二〇〇〇年”即2000年？工作组反复核实，确认记录有误。事实上，刘景仁1991年被判刑，服刑期间因表现良好被减刑，于2000年7月获释。也就是说，他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九年。
获释后，刘景仁一直不在家居住，去向不明，四处游荡。
侦查人员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组织了目击证人对刘景仁的照片进行辨认。那些在石家庄见过“刘强”的人，一看到照片，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就是他！”
由于刘景仁居无定所，四处游荡，抓捕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他像一匹孤狼，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游荡，没有固定的落脚点，没有固定的社会关系，谁也不知道他下一刻会出现在哪里。
针对这种情况，专案组和辽源市公安局共同研究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兵分四路，全面摸排刘景仁的社会关系和可能的落脚点。同时，将刘景仁的照片翻印后分发到各个派出所和警务站，在全市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出租房屋、工地、家政公司等重点部位进行排查。
此时的辽源，仍然是冰天雪地。气温零下二十多度，街上的行人裹着厚厚的棉衣行色匆匆。民警们在寒风中蹲守、走访、排查，手脚冻得生疼，没有一个人退缩。
三月六日下午三点，一条可靠的消息传到了专案组，刘景仁近期在他哥哥家出现过，现正在他哥哥家中！
消息来得突然，但专案组早就做好了准备。指挥部紧急布置警力，参战民警迅速出击。
十多分钟后，几辆警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辽源市福山区福镇街的一处民宅外面。那是一座普通的北方民居，砖瓦房，院墙不高，院门虚掩着。
民警们迅速包围了院子。指挥员打了个手势，几名民警翻墙进入院子，悄无声息地靠近屋门。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就开了。
屋里很暗，有一股酸臭的味道。炕上躺着一个人，裹着一床脏兮兮的被子，正在呼呼大睡。
民警对视一眼，猛地扑了上去。
那人从睡梦中惊醒，本能地想要挣扎，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冰冷的手铐已经扣在了他的手腕上。
“刘景仁！”
“嗯……”他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然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别动！我们是警察！”
刘景仁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挣扎。他顺从地被民警从炕上拽起来，套上衣服，押出了屋子。
院子里，阳光刺眼。刘景仁眯起眼睛，看了看四周，嘴角居然露出了一丝笑意。
那种笑，让人不寒而栗。
经过突审，刘景仁对藁城、无极系列抢劫杀人案供认不讳。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情，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波动，仿佛那些被他杀死的人，不过是路边的蝼蚁。
“都是我干的，”他说，“一个也没冤枉我。”
警方在突审中还了解到，刘景仁从监狱获释以后，一直在外面四处飘荡，到过沈阳、北京、新疆、郑州等地。在河北作案之前，他早就犯下了命案，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在辽源市石河乡建国村，他把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潘某给杀了。
去年十一月，他流窜到石家庄市，先后在市区多家家政服务中心、搬家公司打过工。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长，不是被辞退，就是自己待不住。
正月初二那天，他住进了大碗居。
正月初三晚上，他沿着滹沱河的河滩游荡到了藁城市南大张村一带，钻进了一个蔬菜大棚过夜。第二天早上，他发现旁边的小屋里住着志虎子。他用小屋里的斧子，把那个七十四岁的老人打死了，抢走了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一条人命，三十块钱。
为了继续抢劫杀人，刘景仁还专门准备了一根长四十五厘米的铁棒。那根铁棒被他磨得锃亮，一直带在身边。
他以大碗居为据点，开始了疯狂的杀戮。
正月十六凌晨，他把大碗居一家六口全部杀死后，骑着偷来的自行车逃到了石家庄火车站，乘火车向南逃窜。在郑州滞留了两天，又向北返回吉林。
二月二十一日，他回到辽源仅仅几天后，又在辽源市西安区灯塔乡作案，把六十四岁的老人刘成立杀死。
“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审讯的民警问他。
刘景仁想了想，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话：“习惯了。”
三月八日，刘景仁被河北省警方从吉林辽源成功押解回石家庄。
那天石家庄下着小雨，灰蒙蒙的天，冷飕飕的风。刘景仁被带下警车的时候，戴着手铐和脚镣，步履蹒跚。他的脸上没有恐惧，没有慌张，甚至没有任何表情。他微微低着头，目光落在地上，像一具行尸走肉。
他似乎对即将面临的一切毫不在意。
三月九日，在审讯室里，刘景仁对着讯问他的民警说了一句话：“大哥，我态度够好的吧？政府可得宽大处理我呀。”
审讯的民警愣住了。
一个杀害了十五条人命的恶魔，加上吉林的两起案件，他一共杀害了十五个人，竟然还以为自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他不知道“宽大”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还是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杀人偿命”这个概念？
随着审讯的深入，刘景仁的身世逐渐浮出水面。
刘景仁是一九七〇年出生的。他在向警方交代自己的身世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里发酸的话：“我从小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他本来姓井。母亲生下他四十五天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亲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实在养不起这个刚出生的婴儿。父亲怕他活不下去，就把他给了自己的妹妹抚养。
他从此随了姑父的姓，改名刘景仁。
几年以后，姑姑也去世了。姑父再娶，有了自己的家，刘景仁就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孩子。他在那个家里，像是一个多余的物件，有也行，没有也行。
谁也说不清，罪恶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刘景仁承认，他从小就没有朋友。这固然与他被寄养的身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爱偷东西。上小学的时候，他今天偷同学的橡皮，明天偷同学的铅笔，后天偷邻居家的鸡蛋。小伙伴们都不愿意跟他玩，骂他是一个“缺爹少娘的东西”，还经常找茬揍他。
他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没有事做，就整天在家晃荡。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不是考上了大学走了，就是出去打工挣钱了。而他，既不肯踏踏实实地种地，又没有别的本事挣钱，整天愁吃愁穿，把偷鸡摸狗的恶习发展到了入室盗窃。
一九八九年七月的一天夜里，刘景仁在离养父家不远的一个制酒作坊里实施了盗窃。偷完东西以后，他怕被人发现，又纵火烧了那个作坊。
三天以后，警方就侦破了此案。那一年，刘景仁才十九岁。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九年，他于二〇〇〇年七月被提前释放。
九年的时间，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霓虹灯彻夜闪烁，手机、摩托车这些他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如今满大街都是。
可刘景仁什么都没有。
他买不起手机，他不会骑摩托车，他甚至连一张身份证都没有。他害怕和别人交流，不敢和那些过得比他好的人对视。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低人一等。”他说。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他原本就不健全的心灵，更加扭曲了。
他后来交代说，他第一次杀人是在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那天，他游荡在辽源市石河乡建国村的村边，看到一处破旧的人家。那房子又矮又破，墙皮都掉了，屋顶上长满了草。他心想：“住在这里的人，一定不比我强。”
这个念头让他陡然地树立起了自信心。
“杀人就是为了抢钱，”他说，“如果碰上个女的，那就最好。”
那天晚上，住在那栋旧房子里的六十岁老太太潘某，被他杀死以后，还遭到了侮辱。由于这起案件缺少线索，一直未被侦破。
“我不能在城市里杀人，”刘景仁交代说，“我在比我强的人面前，脑子就转不动。我见不得比我强的人。”
极度的自卑，导致了他的畏惧。畏惧又积攒成了仇恨和敌意。这样的人一旦爆发，性格就是格外的疯狂。
在河北所做的六起血案中，刘景仁仅仅抢到了不足一千元钱。最多的一次，也就是在大碗居，抢了不到二百元。
被他杀死的人里，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才十三岁。
十三岁，还是一个孩子。他可能还没来得及看够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长大，还没来得及实现那些关于未来的小小梦想。
可刘景仁的那根铁棒，夺走了一切。
二月十五日夜里，刘景仁在大碗居作完案以后，骑着偷来的那辆女士自行车，从藁城一直骑到了石家庄市区。骑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到了石家庄火车站。
他开始害怕了。
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是因为害怕被抓。
他决定逃跑。
他先坐火车到了郑州，在郑州待了两天，又向北返回吉林。他以为跑得够远了，以为河北的警察不会追到东北来。
可他错了。
回到家乡才几天，二月二十一日深夜，他又在辽源市西安区富洼村外，把六十四岁的老汉刘成立残忍地杀死了。
不论是吉林杀人，还是河北作案，刘景仁的侵害目标，大都是老人和妇女。也许只有在摧残这些比他更弱小的生命的时候，他的内心才能获得那种扭曲的满足感。
四月十一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法庭上，刘景仁站在被告席上，脸上依然是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平静。他微微低着头，偶尔抬起头来看看法官，眼睛里没有任何波澜。
法院依据大量确凿的证据，认定被告刘景仁为了谋取钱财，当场使用暴力，以特别残忍的手段残杀多人，入户劫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为泄私欲，刘景仁还多次侮辱尸体，情节极其恶劣。其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而且又因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五年之内再次故意犯罪，系累犯。
经过审理，法庭当庭宣判，
刘景仁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侮辱尸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槌落下，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
刘景仁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他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说不清是恐惧还是不甘的光。
但那一切都太迟了。
刘景仁这个名字，和那个血腥的春天一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大年正月初三，冀中平原上还笼罩着浓得化不开的节日气氛。藁城市南董镇南大张村的巷道里，偶尔还能听见零星的鞭炮声，那是谁家孩子从年三十剩下的存货。红彤彤的对联贴在每家每户的门框上，“福”字倒着贴，寓意福到了。空气里飘着炖肉的香气，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着炊烟，妇女们围在灶台前忙活，男人们则聚在一起喝酒打牌，孩子们穿着新衣裳在街上追逐嬉戏。
这年春节，庄稼人过得还算踏实。虽说前两年粮食价格不太景气，但好歹风调雨顺，地里的收成凑合能糊口。滹沱河滩上的蔬菜大棚，这几年成了不少农户的额外进项，谁家要是种上两棚反季节蔬菜，到了开春准能卖个好价钱。
南大张村的刘华钗，这天下午送走了来串门的亲戚。亲戚是县城来的，带了点儿年货，坐了一个多钟头，喝了杯热茶就走了。刘华钗站在院门口，目送亲戚的自行车消失在巷子尽头，这才转身回屋。他媳妇正在堂屋里拾掇碗筷，见他进来，随口说了句：“大棚那边好几天没去看了，志虎子大爷一个人在那儿守着，你不过去瞅瞅？”
刘华钗一听，也觉得该去看看。他那个蔬菜大棚建在滹沱河的河滩上，离村子大约三华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平时有个本村的老汉帮着照看，老汉大号叫什么，村里人知道的倒不多，大伙都管他叫“志虎子”。志虎子那年七十四岁，身子骨还算硬朗，一个人住在大棚旁边的小屋里，白天帮着看看棚，晚上就在那儿过夜。
刘华钗套上那件半旧的军大衣，把拉链一直拽到下巴颏，又从门后摸了一顶棉帽子扣在头上。媳妇追出来喊了一句：“早去早回，天黑了冷！”
“知道了。”他应了一声，推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出了门。
从村子往河滩去的路，是条土路，坑坑洼洼的，骑自行车得小心着点儿，不然准得颠散了架。两边的地里光秃秃的，冬小麦还没返青，灰绿绿的一层趴在地皮上。远处滹沱河的河床裸露着，干涸的河滩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刘华钗骑了大约一刻钟，远远地就看见自家的大棚了。那一片白色的塑料薄膜在灰黄色的河滩上格外扎眼，像一块巨大的补丁贴在大地上。
可他越骑越近，心里却渐渐生出一丝不对劲来。
大棚的塑料薄膜，靠东边那一面，被撕开了一个很大的窟窿，黑黢黢的，像是被什么东西豁开了似的。风从那个窟窿灌进去，薄膜呼啦啦地鼓着，像一面破旗在风中挣扎。
刘华钗皱了皱眉，心里头埋怨起来：这志大爷怎么这么不小心，棚破了也不补补，夜里寒气进去，苗子还不得冻坏了？
他又往前骑了几步，目光不经意地扫向旁边那间小屋。这一看，心里头又咯噔了一下，小屋窗户的玻璃碎了一块，碎碴子挂在窗框上，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外面砸进去的。
刘华钗把自行车支在路边，喊了一声：“志大爷！”
没人应。
他又提高了嗓门：“志大爷！志虎子大爷！”
风从河滩上刮过来，把他的声音吹散了。四野里一片寂静，只有风刮过枯草发出的沙沙声。
刘华钗心里头开始有些发毛了。他走到小屋门前，伸手一推，那扇薄木板钉成的门纹丝不动，从里面反锁着。
不对劲。
志大爷平时白天从不锁门，这老头儿在这儿看了好几个月的大棚，刘华钗来过不知道多少回，哪回不是一推门就进？今儿这是怎么了？
刘华钗绕到窗户边上，那个碎了的玻璃窟窿足够大，他把脸凑过去，抬手遮住刺眼的阳光，往里头张望。
就那么一眼。
就那一眼，刘华钗只觉得浑身上下的血一下子全涌上了头顶，又从头顶一下子降到了脚底板。他两条腿像被人抽去了骨头，身子一软，差点儿没跌坐在地上。
志虎子俯卧在屋里的泥地上，脸朝下，一动不动。在他身子底下，有一摊已经凝固了的血，黑红黑红的，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令人心悸的光泽。
刘华钗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河滩上骑回村子的。他只记得自己一路上蹬得飞快，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可他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疼。脑子里嗡嗡的，全是志虎子趴在地上的那个画面。
他冲进村委会的时候，腿还是软的，声音都在发抖：“报……报警……快报警……志大爷……死了……”
藁城市公安局的警车，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开进了南大张村。
警灯在灰蒙蒙的天底下闪烁着，却没有拉警报，大概是怕惊扰了还在过年的人们。可村子里的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消息，三三两两的聚在路边，低声议论着，脸上都是惊疑不定的神色。
“志虎子？那个看大棚的老汉？”
“可不是嘛，听说让人给打死了。”
“谁干的？抢东西了？”
“谁知道呢……大过年的，造孽啊……”
刑侦技术人员在志虎子的小屋里忙碌了整整一个晚上。勘查灯把那个逼仄的空间照得雪亮，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法医蹲在尸体旁边，仔细地检查着伤口，不时低声和旁边的助手说几句话。
现场的勘察结果，在天亮之前就出来了。
志虎子是被人用斧头猛击头部致死的。凶手至少击打了三下，每一下都用了很大的力气，颅骨碎裂，惨不忍睹。老人的衣兜被翻了个底朝天，里面的东西，大概也就几十块钱的零碎，被搜刮一空。床上更是一片狼藉，被褥被翻得七零八落，枕头被扔到了地上，像是被什么人仔仔细细地搜过一遍。
法医通过尸检进一步推断，志虎子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当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之间。也就是说，凶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的。
“抢劫杀人，特征很明显。”负责此案的刑警队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现场没有打斗痕迹，凶手应该是趁受害人不备下的手。作案工具是就地取材，那把斧子就是小屋里的。”
可接下来的调查访问，却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附近的村民都说，那天上午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在河滩附近转悠。也是，大过年的，谁没事往那荒凉的河滩上跑？
案件陷入了僵局。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正月初六，二月六日的上午，藁城市连州镇东街的一个苗圃小屋里，又一名中年妇女被杀害了。
案发现场同样位于滹沱河的河滩上，周围种着一大片果树，冬天里光秃秃的，枝丫交错，像一幅沉默的素描。苗圃南面距离藁城县城大约两华里，北面距离无极县界只有一百米，一百米，也就是从村子这头到那头那么远。
死者姓张，四十七岁，是无极县人，被雇来看护这片苗圃的。她来这儿干活还不到两个月，平时一个人住在苗圃的小屋里，和村里的人来往不多。
现场的惨状，和志虎子案如出一辙，钝器击打头部致死，床上被褥被翻动过，衣物散落一地，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
两起命案，相隔仅仅两天。
藁城警方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同样位于滹沱河滩，同样是看守田地的老人，同样是钝器击打头部，同样是被翻动过的现场，这绝不是什么巧合。
可还没等他们喘过气来，新的噩耗又来了。
正月十一，二月十一日的下午，毗邻的无极县公安局打来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而凝重：“在滹沱河滩无极和藁城交界的地方，两名看树苗的老人被杀害了，你们赶紧过来。”
藁城警方立刻驱车赶往现场。两地的刑侦人员会合后，一起进行了勘查。
现场位于无极县境内，死者是一对老夫妻，男的七十九岁，女的六十四岁。两个人都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的，和之前的两起案件一模一样。炕上的被子被翻得乱七八糟，炕席都被掀了起来，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老两口的儿女从附近的村子赶过来，一看见父母的遗体，当场就哭得瘫倒在地。那个场景，在场的人没有不动容的。大过年的，谁家能想到会遭这样的祸事？
作案手段、案发地点、侵害目标，所有这些，都和藁城的前两起案件惊人地相似。两地警方当即决定，主动联手，并案侦查。
可这案子，远远没有到头。
正月十四，二月十四日的下午，藁城市土山村的一个村民跌跌撞撞地跑进派出所报案，说他父亲耿某已经失踪整整六天了。这个村民急得嘴角都起了燎泡，眼睛里全是血丝：“我爸六天没回家了，打听了所有人都说没见过他，肯定是出事了！”
民警问他：“你父亲最后可能在哪里？”
“他在城区那边有个废品收购站的小屋，平时有时候会在那儿过夜。我去找过了，门锁着，敲也没人应……”
民警立刻带着这个村民，赶到了位于石黄高速公路南侧、藁城旧城墙上的那个废品收购站。那片地方偏僻得很，周围都是荒地，只有几间破旧的平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墙上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着“收废品”三个字。
小屋的门上挂着一把铁锁，看起来完好无损。民警用工具把锁撬开，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混着腐败的气息，从屋子里扑面而来。
耿某仰面躺在外屋的地上，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民警上前掀开被子，死者脑部的颅骨明显塌陷了下去，像是被什么重物砸过。地上有拖拉的痕迹，从外屋一直延伸到里屋。
民警小心翼翼地走进里屋，眼前的一幕让见惯了各种场面的老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炕上、墙上，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暗红色的，已经干了，像是一幅狰狞的抽象画。被子全部堆在地上，乱七八糟的。
民警蹲下来，捏住被子的一角，缓缓掀开。
被子下面，竟然是两具尸体。
三具。
这个小屋里，一共躺着三具尸体。
经过辨认，死者的身份很快被确认。一个是石某，男，四十七岁，衡水市人，在藁城收废品为生，是这个小屋的主人。另一个是尚某，男，六十四岁，藁城市东街人，也是以收购废品为生。加上耿某，三个人都是被钝器打击头部致死。
屋里凌乱不堪，到处都被翻动过，抽屉被拉了出来，柜子被撬开了，连炕洞都被掏了一遍。尚某平时用来收购废品的那辆三轮车，也不见了。
民警立即在周边展开访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很快浮出水面，
据附近的人回忆，二月六日下午五点左右，也就是正月初六的傍晚，石某和尚某两个人曾经在小屋里一起喝酒。有人看见他们买了花生米和白酒，有说有笑地进了屋。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看见过这两个人。
而耿某，则是在二月八日下午出现在这个废品收购站的。那天下午，耿某在城区的另一个废品收购站卖废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外地口音的男子。那男子三十二三岁的样子，身材偏瘦，穿着深色衣裤，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织的无檐帽。
那个男子拦住耿某，说：“我有废品要卖，你跟我去拉一趟。”
耿某信以为真，就跟着他走了。
两个小时以后，那个男子独自一人骑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车上装了一些废铁和旧书报。他把废品卖了，拿着钱，骑着三轮车向东边走了，很快就消失在暮色里。
当天晚上，民警在城区另一个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尚某丢失的那辆三轮车。收购废品的人说，是一个外地人来卖这辆车的，还留了一张字据。那张皱巴巴的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
“今证明卖三轮车一辆，45元整。2003年2月8日。”
字写得很难看，像是一个没怎么上过学的人写的。
民警据此判断，卖车人，就是作案人，就是凶手。
凶手在二月六日下午杀害了石尚二人之后，没有离开，而是继续潜伏在当地。两天后，他又把耿某骗到那个小屋里杀害了。
六天之内，四起命案，六条人命。
整个藁城警方的神经，绷到了极限。
二月十六日，正月十六。
按照北方的习俗，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十六这一天，年才算真正过完。家家户户开始收拾过年的东西，该拆的拆，该收的收，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忙碌的春耕。
可藁城警方没有一个人能睡得安稳。
这天上午九点，河北省公安厅和石家庄市公安局的领导赶到了藁城市，正在听取系列案件的侦破工作汇报。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墙上的黑板用粉笔画着案发地点分布图，一个个红叉触目惊心。每个人都熬得眼睛通红，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汇报刚进行到一半，会议室的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了。
一个民警站在门口，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怎么回事？”主持会议的领导皱起了眉头。
“报……报告……又出事了……”那个民警的声音几乎是挤出来的，“307国道……五里庄路段……大碗居小吃部……一家六口……全死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愣在那里，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有那么几秒钟，连呼吸声都听不见。
然后，会议室炸开了锅。
省厅的领导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翻倒，发出哐当一声巨响。市局的领导抓起桌上的帽子就往外走，边走边吼：“所有人，立刻出发！”
十几辆警车拉响了警笛，风驰电掣地驶向案发现场。
307国道藁城市城西五里庄路段，大碗居小吃部。
那是一个路边常见的简陋饭馆，红砖砌的平房，门头上用油漆写着“大碗居”三个字，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门口挂着过年贴的红对联，上联“生意兴隆通四海”，下联“财源茂盛达三江”，横批“恭喜发财”。对联合辙押韵，透着庄稼人对好日子的朴素期盼。
可谁能想到，这竟成了这家人的挽联。
民警们冲进小吃部的时候，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店主梁某，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被杀死在前厅的地上。她身上还穿着那件过年做的新棉袄，枣红色的，本应喜庆的颜色，此刻却被鲜血浸透，变成了一种令人心悸的黑褐色。她倒在饭桌旁边，桌上一碟花生米、半瓶白酒还在，仿佛上一秒她还在招呼客人。
她的丈夫李某，死在了地下室里。地下室的台阶上全是血，他像是从上面滚下去的，又像是被人拖下去的，身子歪歪扭扭地靠在墙角，脑袋上有一个深深凹陷下去的伤口。
而一楼西侧的卧室里，是最让人心碎的一幕。
四个孩子，全部被杀死在床上。
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是这家的大女儿。最小的才十三岁，是个男孩，长得虎头虎脑的，过年还理了个新发型。另外两个，一个是二女儿，一个是侄女，都是花一样的年纪。
四个孩子整整齐齐地并排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一样。可她们再也醒不过来了。每个人的头部都被钝器猛击过，枕头上、被褥上、墙壁上，到处是喷溅的血迹。
床头的柜子被打开了，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被褥被掀开了一半，死者的衣兜被掏了出来，连孩子们的内裤都被翻过，凶手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像是在找什么值钱的东西。
一辆二十六型的女士自行车，也不见了。
整个现场，惨不忍睹。
大碗居的邻居说，昨天晚上还看见这家人在门口放鞭炮。大女儿帮着妈妈揉面，二女儿在扫地，男孩和他爹在门口贴福字。一家子热热闹闹的，谁能想到，一夜之间，全没了。
“这得多大的仇啊……”邻居的老太太哭着说，“连孩子都不放过……这还是人吗……”
可专案组的分析表明，这根本不是什么仇杀，而是纯粹的图财害命。凶手和这家人素不相识，之所以选择大碗居，不过是因为它开在路边，容易下手，也容易逃跑。
从正月初三到正月十六，短短十四天时间，杀人恶魔游移不定，疯狂作案六起，十三条人命惨遭毒手。
整个藁城，整个无极，乃至整个石家庄，都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
村里的老人们开始夜不闭户，不对，是夜不敢闭户，又怕又怕，索性整夜整夜地亮着灯。看大棚的不敢再看大棚了，看苗圃的不敢再看苗圃了，废品收购站的小屋空了，路边的小饭馆也关了门。太阳一落山，街上就看不见人影，家家户户大门紧锁，连狗都不敢叫了。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案件的严重性，很快上报到了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公安部的领导相继作出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侦破此案，还社会以安宁！
藁城市公安局迅速行动起来。机关民警全部下到派出所和刑警中队，由领导亲自带队，围绕案发现场，逐村、逐街、逐户、逐人地进行调查走访。那个阵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每一个民警都领到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注着所有案发现场的位置，他们需要把以现场为中心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每一户人家都走一遍，问一遍，记一遍。
技术人员则对六个案发现场逐一进行反复的勘查。他们趴在地上，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搜索，不放过任何一根头发、任何一枚指纹、任何一滴血迹。垃圾堆被翻了个底朝天，墙角旮旯里的每一个烟头都被捡起来装进了证物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很快，侦查人员就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作案的途径路线和销赃地点，寻找到了数名目击证人。最关键的一条线索是，大碗居小吃部附近的人反映，从二月三日到十五日，小吃部里曾经住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人。
“那个人很瘦，”一个目击者说，“穿着深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裤子，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织的无檐帽。他不太爱说话，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怎么出声。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谁也不搭理。”
“他饭量特别大，”另一个人补充道，“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或者一大盆面条。看着像是好久没吃过饱饭的样子。”
专案指挥部综合这些情况，对凶手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男性，三十来岁，身高一米六八左右，体态偏瘦，长脸，尖下巴。经济条件较差，应该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以图财为目的，凶狠残暴，手段残忍。春节期间租住在路边店，毫无顾忌地连续作案，应该是流窜作案，独身一人，不排除有心理变态的可能。
“这个人，”专案指挥部的负责人在分析会上敲着黑板说，“应该是一个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收入、没有社会关系的外来人员。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他也不在乎任何一个地方。对他来说，杀人就像杀一只鸡一样，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基于这个分析，专案指挥部确定了侦查方向，以案发现场为中心，以藁城、无极、正定、石家庄市区以及沿着307国道的晋州、辛集为重点，以藁城西北部和石家庄市区为主攻方向，从排查外来人口入手，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有针对性的调查。
协查通报印发到了全省每一个派出所，悬赏公告贴满了大街小巷。举报电话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群众提供的线索源源不断地涌来。
与此同时，从邯郸到秦皇岛，从沧州到张家口，全省各地的公安机关按照专案指挥部的部署，对小旅馆、路边店、车站码头、出租房屋和用工单位等嫌疑人易于藏身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清查。交通要道上设了卡，过往车辆和人员逐一盘查。所有的警力，全部投入到案件的协查中。
一张缉捕犯罪嫌疑人的大网，在燕赵大地全面铺开。
从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短短几天时间，专案民警就分析处理了线索上千条，辨认照片一百六十多张。每一条线索都要核实，每一张照片都要比对，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可让专案指挥部感到严峻的是，尽管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刻画，尽管线索纷至沓来，可真正能让案件取得重大突破的线索，始终没有出现。
这个疑犯究竟是哪里人？姓甚名谁？逃向了何方？一切都扑朔迷离。
专案组的民警们熬得双眼通红，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方便面盒子堆成了小山。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可案子就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转机，出现在对犯罪嫌疑人语言特征的分析上。
专案指挥部通过技术手段，对目击者描述的凶手口音进行了反复辨别。那些和凶手有过接触的人，有的说他是东北口音，有的说他像河北北部的人，有的说他说话带点儿“儿化音”，莫衷一是。
技术人员把多种方言的录音样本逐一比对，最终得出了一个较为确定的结论，犯罪嫌疑人操着东北口音，极有可能来自东北三省或内蒙古东部地区。
专案指挥部当机立断，调整部署，把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人员圈入排查重点。
二月二十六日，一个更重要的发现出现了。
专案技术人员再次对大碗居的现场进行了仔细勘察。这一次，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现场垃圾堆上。那堆垃圾里有吃剩的饭菜、碎酒瓶、烟头、废纸，混杂在一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技术人员蹲在垃圾堆旁边，戴上手套，一点一点地翻检。
突然，一个人的手停住了。
他从垃圾堆里拈起几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有手写的字迹。纸片被油污浸得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了，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来，“石家庄圣洁家政服务部”。
这几个字，像是黑暗中突然亮起的一道光。
专案指挥部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抄写这几个字？他是不是在这个家政服务部打过工？或者想去那里找工作？
排查的焦点，一下子就聚焦到了石家庄市区。
石家庄市公安局立即下达死命令，对全市所有的家政、保洁、搬家公司以及浴池、小旅馆等地，一处不落地进行过筛子。哪个辖区出现漏洞，就追究哪个辖区的责任！
二月二十七日，桥西公安局率先找到了“石家庄圣洁家政服务部”。
那是一家开在居民楼底商的小门面，门脸不大，玻璃门上贴着“家政服务”四个红字。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说话快人快语。
民警拿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问她：“这个人你有没有印象？”
老板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这人……好像在我这儿打过工。”
民警的心跳加快了：“什么时候的事？”
“让我想想……”老板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会儿，“今年一月二十一号，正月初几来着？对，腊月二十左右，有个自称叫刘强的男的来我这儿打工，操着东北口音，说想找个活儿干。”
“他有身份证吗？”
“没有。我问他，他说丢了，还没来得及补。我看他可怜，就让他留下了。”老板叹了口气，“谁知道这人干活儿是真不行。力气倒是有，可让他擦个玻璃都擦不干净，东一道西一道的，跟猫洗脸似的。饭量还特别大，一顿能吃八个馒头，或者一斤半的面条，我们都叫他‘饭桶’。”
“他就干了五天，”老板继续说，“腊月二十五那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把他辞了，给了他五十块钱工钱。他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嘟囔了几句，我也没听清他说什么。”
“后来呢？他后来又回来过吗？”
“回来过两次，说要借住一宿。我看天冷，就让他住了。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他又来了，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民警又找到了家政服务部的其他工人。一提起“刘强”这个名字，几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那个人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性格特别孤僻，不爱跟人说话。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吃饭，他就一个人端个碗蹲在墙角吃，谁也不理。”
“他自称是吉林四平人，但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有一回我们开玩笑，有人说了他一句什么，他当时脸色就变了，说了一句‘谁要是对不起我，我就整死谁’。那个眼神，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瘆得慌。”
“从那以后，我们都不敢跟他接近了。这人不对劲，真的不对劲。”
二月二十八日，大碗居案发现场丢失的那辆女士自行车，在石家庄火车站邮政大楼的西面被发现了。车子被随意地扔在路边，车座上落了灰，看样子已经停了好几天。
专案指挥部据此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乘火车潜逃了。向南逃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石家庄火车站南下的列车最多，而且郑州是北方最大的交通枢纽，到了郑州，往东往西往南都方便。
但也不能排除他仍然藏匿在石家庄或者周边县市的可能。这个人的行为模式很难预测，他可能会在风声稍微松一点的时候再次作案。
专案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坐镇石家庄，指挥市区排查加紧进行；另一路沿着京广线南下，到邢台、邯郸进行督战。同时，又派出了三个专案工作组，分头赶赴郑州、太原、济南开展工作。
所有的参战民警，深感责任重大。每个人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和亢奋的状态，每天二十四小时闻风而动，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有线索，立刻出动。
在石家庄火车站，民警们对劳务中介所进行了逐一排查。站前公安分局的民警翻遍了中介所的登记簿，一条一条地查找，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名字。
终于，在一家中介所的登记簿上，他们发现了犯罪嫌疑人找工作时留下的姓名和地址，
姓名：刘强。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长发乡长发村。
民警立即把这个信息传回了专案指挥部。指挥部马上联系吉林警方进行核实，结果很快就反馈回来了，查无此人，“刘强”是个假名。
可这个假名背后，一定藏着一个真名。
民警们继续在石家庄市区排查。清源街、火车北站、大锅村……在多处家政、保洁、搬家公司，警方都发现了这个“刘强”的踪迹和证据。他去过的地方，有的是去打工，有的是去借宿，有的是去找吃的。每到一处，他都会留下一些信息，虽然大多数都是假的，但有些细节是一致的，
东北口音，自称吉林人，身材偏瘦，饭量极大，性格孤僻，有暴力倾向。
专案指挥部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凑起来，逐渐把犯罪嫌疑人的原籍圈定在了吉林省四平市一带。
三月二日，公安部在藁城市召开了案件协查会。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天津、河北等省、市、自治区的刑侦总队负责人齐聚一堂。公安部的要求非常明确，各省市统一协查，尽快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限期破案！
缉捕的大网，从河北向全国延伸。
协查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由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大案处副处长赵宏磊、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升级、藁城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率领的第二批工作组，带着刑事技术人员和多名目击证人，赶赴吉林。
三月的东北，还是冰天雪地。火车一过山海关，车窗外的世界就变成了一片白茫茫。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呼气成冰。工作组的人大多来自河北，对东北的严寒有些不适应，可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知道，凶手可能就在这片冰天雪地的某个角落里藏着。
三月五日，石家庄市新华公安分局的民警在辖区广元路世纪家政服务中心调查时，又有了新的发现，犯罪嫌疑人去年十二月中旬曾经在此打过工，留下的姓名和地址是：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的“刘景仁”。
专案指挥部立即指令赴吉林的工作组，马上赶赴辽源。
三月五日下午三点，正在长春开展工作的工作组接到指令后，会同吉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领导，火速赶往辽源。高速公路两侧是茫茫雪原，警车在风雪中疾驰，车窗上的雨刮器不停地摆动。
辽源市公安局接到通知后，已经组织警力展开了侦查工作。
消息很快传回来了，“刘景仁”确有其人，是吉林省东辽县人，还有一个别名，叫“刘政委”，男，三十三岁。此人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姑父长大。一九九一年因为盗窃罪、纵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不对，是“两千年”，这个数字显然有误，应该是“二〇〇〇年”即2000年？工作组反复核实，确认记录有误。事实上，刘景仁1991年被判刑，服刑期间因表现良好被减刑，于2000年7月获释。也就是说，他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九年。
获释后，刘景仁一直不在家居住，去向不明，四处游荡。
侦查人员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组织了目击证人对刘景仁的照片进行辨认。那些在石家庄见过“刘强”的人，一看到照片，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就是他！”
由于刘景仁居无定所，四处游荡，抓捕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他像一匹孤狼，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游荡，没有固定的落脚点，没有固定的社会关系，谁也不知道他下一刻会出现在哪里。
针对这种情况，专案组和辽源市公安局共同研究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兵分四路，全面摸排刘景仁的社会关系和可能的落脚点。同时，将刘景仁的照片翻印后分发到各个派出所和警务站，在全市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出租房屋、工地、家政公司等重点部位进行排查。
此时的辽源，仍然是冰天雪地。气温零下二十多度，街上的行人裹着厚厚的棉衣行色匆匆。民警们在寒风中蹲守、走访、排查，手脚冻得生疼，没有一个人退缩。
三月六日下午三点，一条可靠的消息传到了专案组，刘景仁近期在他哥哥家出现过，现正在他哥哥家中！
消息来得突然，但专案组早就做好了准备。指挥部紧急布置警力，参战民警迅速出击。
十多分钟后，几辆警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辽源市福山区福镇街的一处民宅外面。那是一座普通的北方民居，砖瓦房，院墙不高，院门虚掩着。
民警们迅速包围了院子。指挥员打了个手势，几名民警翻墙进入院子，悄无声息地靠近屋门。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就开了。
屋里很暗，有一股酸臭的味道。炕上躺着一个人，裹着一床脏兮兮的被子，正在呼呼大睡。
民警对视一眼，猛地扑了上去。
那人从睡梦中惊醒，本能地想要挣扎，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冰冷的手铐已经扣在了他的手腕上。
“刘景仁！”
“嗯……”他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然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别动！我们是警察！”
刘景仁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挣扎。他顺从地被民警从炕上拽起来，套上衣服，押出了屋子。
院子里，阳光刺眼。刘景仁眯起眼睛，看了看四周，嘴角居然露出了一丝笑意。
那种笑，让人不寒而栗。
经过突审，刘景仁对藁城、无极系列抢劫杀人案供认不讳。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情，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波动，仿佛那些被他杀死的人，不过是路边的蝼蚁。
“都是我干的，”他说，“一个也没冤枉我。”
警方在突审中还了解到，刘景仁从监狱获释以后，一直在外面四处飘荡，到过沈阳、北京、新疆、郑州等地。在河北作案之前，他早就犯下了命案，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在辽源市石河乡建国村，他把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潘某给杀了。
去年十一月，他流窜到石家庄市，先后在市区多家家政服务中心、搬家公司打过工。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长，不是被辞退，就是自己待不住。
正月初二那天，他住进了大碗居。
正月初三晚上，他沿着滹沱河的河滩游荡到了藁城市南大张村一带，钻进了一个蔬菜大棚过夜。第二天早上，他发现旁边的小屋里住着志虎子。他用小屋里的斧子，把那个七十四岁的老人打死了，抢走了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一条人命，三十块钱。
为了继续抢劫杀人，刘景仁还专门准备了一根长四十五厘米的铁棒。那根铁棒被他磨得锃亮，一直带在身边。
他以大碗居为据点，开始了疯狂的杀戮。
正月十六凌晨，他把大碗居一家六口全部杀死后，骑着偷来的自行车逃到了石家庄火车站，乘火车向南逃窜。在郑州滞留了两天，又向北返回吉林。
二月二十一日，他回到辽源仅仅几天后，又在辽源市西安区灯塔乡作案，把六十四岁的老人刘成立杀死。
“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审讯的民警问他。
刘景仁想了想，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话：“习惯了。”
三月八日，刘景仁被河北省警方从吉林辽源成功押解回石家庄。
那天石家庄下着小雨，灰蒙蒙的天，冷飕飕的风。刘景仁被带下警车的时候，戴着手铐和脚镣，步履蹒跚。他的脸上没有恐惧，没有慌张，甚至没有任何表情。他微微低着头，目光落在地上，像一具行尸走肉。
他似乎对即将面临的一切毫不在意。
三月九日，在审讯室里，刘景仁对着讯问他的民警说了一句话：“大哥，我态度够好的吧？政府可得宽大处理我呀。”
审讯的民警愣住了。
一个杀害了十五条人命的恶魔，加上吉林的两起案件，他一共杀害了十五个人，竟然还以为自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他不知道“宽大”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还是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杀人偿命”这个概念？
随着审讯的深入，刘景仁的身世逐渐浮出水面。
刘景仁是一九七〇年出生的。他在向警方交代自己的身世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里发酸的话：“我从小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他本来姓井。母亲生下他四十五天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亲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实在养不起这个刚出生的婴儿。父亲怕他活不下去，就把他给了自己的妹妹抚养。
他从此随了姑父的姓，改名刘景仁。
几年以后，姑姑也去世了。姑父再娶，有了自己的家，刘景仁就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孩子。他在那个家里，像是一个多余的物件，有也行，没有也行。
谁也说不清，罪恶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刘景仁承认，他从小就没有朋友。这固然与他被寄养的身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爱偷东西。上小学的时候，他今天偷同学的橡皮，明天偷同学的铅笔，后天偷邻居家的鸡蛋。小伙伴们都不愿意跟他玩，骂他是一个“缺爹少娘的东西”，还经常找茬揍他。
他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没有事做，就整天在家晃荡。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不是考上了大学走了，就是出去打工挣钱了。而他，既不肯踏踏实实地种地，又没有别的本事挣钱，整天愁吃愁穿，把偷鸡摸狗的恶习发展到了入室盗窃。
一九八九年七月的一天夜里，刘景仁在离养父家不远的一个制酒作坊里实施了盗窃。偷完东西以后，他怕被人发现，又纵火烧了那个作坊。
三天以后，警方就侦破了此案。那一年，刘景仁才十九岁。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九年，他于二〇〇〇年七月被提前释放。
九年的时间，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霓虹灯彻夜闪烁，手机、摩托车这些他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如今满大街都是。
可刘景仁什么都没有。
他买不起手机，他不会骑摩托车，他甚至连一张身份证都没有。他害怕和别人交流，不敢和那些过得比他好的人对视。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低人一等。”他说。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他原本就不健全的心灵，更加扭曲了。
他后来交代说，他第一次杀人是在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那天，他游荡在辽源市石河乡建国村的村边，看到一处破旧的人家。那房子又矮又破，墙皮都掉了，屋顶上长满了草。他心想：“住在这里的人，一定不比我强。”
这个念头让他陡然地树立起了自信心。
“杀人就是为了抢钱，”他说，“如果碰上个女的，那就最好。”
那天晚上，住在那栋旧房子里的六十岁老太太潘某，被他杀死以后，还遭到了侮辱。由于这起案件缺少线索，一直未被侦破。
“我不能在城市里杀人，”刘景仁交代说，“我在比我强的人面前，脑子就转不动。我见不得比我强的人。”
极度的自卑，导致了他的畏惧。畏惧又积攒成了仇恨和敌意。这样的人一旦爆发，性格就是格外的疯狂。
在河北所做的六起血案中，刘景仁仅仅抢到了不足一千元钱。最多的一次，也就是在大碗居，抢了不到二百元。
被他杀死的人里，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才十三岁。
十三岁，还是一个孩子。他可能还没来得及看够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长大，还没来得及实现那些关于未来的小小梦想。
可刘景仁的那根铁棒，夺走了一切。
二月十五日夜里，刘景仁在大碗居作完案以后，骑着偷来的那辆女士自行车，从藁城一直骑到了石家庄市区。骑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到了石家庄火车站。
他开始害怕了。
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是因为害怕被抓。
他决定逃跑。
他先坐火车到了郑州，在郑州待了两天，又向北返回吉林。他以为跑得够远了，以为河北的警察不会追到东北来。
可他错了。
回到家乡才几天，二月二十一日深夜，他又在辽源市西安区富洼村外，把六十四岁的老汉刘成立残忍地杀死了。
不论是吉林杀人，还是河北作案，刘景仁的侵害目标，大都是老人和妇女。也许只有在摧残这些比他更弱小的生命的时候，他的内心才能获得那种扭曲的满足感。
四月十一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法庭上，刘景仁站在被告席上，脸上依然是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平静。他微微低着头，偶尔抬起头来看看法官，眼睛里没有任何波澜。
法院依据大量确凿的证据，认定被告刘景仁为了谋取钱财，当场使用暴力，以特别残忍的手段残杀多人，入户劫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为泄私欲，刘景仁还多次侮辱尸体，情节极其恶劣。其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而且又因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五年之内再次故意犯罪，系累犯。
经过审理，法庭当庭宣判，
刘景仁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侮辱尸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槌落下，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
刘景仁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他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说不清是恐惧还是不甘的光。
但那一切都太迟了。
刘景仁这个名字，和那个血腥的春天一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